一九六七俱乐部 骆以军vs.董启章私对话 【骆以军、董启章】 作为台港两岸新世代小说指标人物，同为一九六七年出生的骆以军 新近出版《我们》、董启章即将推出《体育时期》。《读书人》特 邀他们展开一段精采对谈，对望作品印象与作家想像。（编者） 董启章：我的小说越来越像日记 骆以军：我被「私小说」标签贴上 董启章：不如就谈谈我们对彼此的印象。我跟你只见过两次面吧，第 一次在台北，第二次在香港，之外我们几乎没通过信，你不用电邮， 我们也疏於写信。但感觉上，你是个很熟悉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有 一种可以称为「我们」的共同感。对，我们都是一九六七年生的，都 结了婚，都生了孩子，做了父亲。而且，都是写小说的。後者似乎特 别重要。我对你的认识，很大程度是通过你的小说。所以，我所接触 的真实的你，其实是必然地「小说化」了的吧。当我读到你在《我们 》一书里面那些「非小说」的散文，感觉竟是跟读你的小说差不多。 可不可以说你的小说其实也「非小说化」呢？当然也可以。结果就是 ，小说和你分不开来。你就是「生活於」小说，或者是「虚构着」人 生。或者这只是说明了我自己的状况。比如说，写日记这回事。我少 年时代有写日记的习惯，甚或是有这迫切的需要，成年後却没有写。 最近尝试再写，竟发现自己已经没法写日记了。真的是完全无法下笔 。老实说，我很震惊。而我的小说，却越来越像日记！ 骆以军：很奇妙地，我在我们这段对谈的开头，仍忍不住想引用您在 《体育时期》这本小说里，反覆提及的二十世纪葡萄牙诗人费南多‧ 佩索阿（Fernando Pessoa）──这位谜般的怪诗人，一生曾用七十二 个假名创作，每一假名皆拟造了不同个性、生活背景、代表作品、不同 的文风和文学理念、生平事迹，他们（其实都是他）之间互相认识，互 相批评──他的一段话： 我创造了自己各种不同的性格。我持续地创造它们。每一个梦想，一旦 形成就立即被另一个来代替我做梦的人来体现。为了创造，我毁灭了自 己。我将内心的生活外化得这样多，以至於在内心中，现在我也只能外 化地存在。我是生活的舞台，有各种各样的演员登台而过，演出着不同 的剧目。 我曾在文章中引这段话涵括您（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小说创作：您的《 安卓珍尼》、《衣鱼简史》、《天工开物》、《体育时期》……等等， 关於假面的侵入（真实经验）、不同虚构「我」之间的穿透，或如卡尔 维诺所说：「每个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座图书馆、一张物品清单 、一系列的文体，每件事皆可不断更替互换，并依照各种想像得到的方 式加以重组。」但是，作为已被「私小说」标签贴上的我，反覆读这段 话，总忍不住泪涟涟。那像是一个老被误判为「暴露狂」的人格解离症 患者，终於读到自己「真的」病历，那样的心情。 董启章：你就像不停说着梦话的人 骆以军：我跑进董启章的小说里去了 董启章：我想谈谈小说和梦。我相信梦对你是很重要的一种状态，我自己 却很少直接写到梦。但其实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梦吧。继续之前关於小说和 人生的话题，如果将「小说」更替为「梦」，那就是活在梦里，和梦着人 生了。对了，你就像是个不停说着梦话的人。你把别人扯进你的梦里，或 者把你的梦散播开去，让别人的人生沾染上虚浮不实的色彩。你在《我们 》的代序里便写到梦，把好些现实里的人也纳入你的梦里。当然这是个千 古大梦。所谓「梦如人生，人生如梦」听来真是老掉了牙。从庄子到波赫 士，似乎已经很难再加添什麽。可是，意念虽旧，感叹的需求却是永无止 息的，而感叹的方式大概就是艺术永无穷尽的发现。我觉得你写的就是这 样的感叹小说，或者遣怀小说。 骆以军：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你说的这些让我想到马奎斯写过一个关於 一个卖梦老妇和聂鲁达相遇的短篇，他们互相在梦境中看见对方在梦着自 己。您提到那次我们在香港相遇，那之前在台湾我才读了您的《衣鱼简史 》里一篇〈溜冰场上的北野武〉，那是一篇以我们这年纪来说，充满技术 控制、高度自我抑敛的，像下围棋落子般的小说。环着溜冰场四周各组不 同人物，小女孩、高中女生、青年男教练、中年妇人、妈妈、痴汉、偷情 男女，还有北野武。一个「预知死亡纪事」。那次去香港，和你们夫妇碰 面前一天，恰带着妻儿搭地铁到一个叫「又一城」的大型瞎拼广场，那 是一个内部挑高的像太空总署般的空旷空间，我们去了一间很贵的「热带 雨林餐厅」（後来我把它写进「我们」的专栏），我记得是在二楼或三楼 有一个开放式的滑冰池。那是冰刀的，那样的滑冰场景和我青春期记忆中 的台北诸多冰宫如此不同。如此现代主义。那时我被一种青春期的身体记 忆骚动蛊惑着，我告诉妻子我从前可是个冰刀高手喔。多想去租双鞋下场 去溜，但最终仍是作罢。後来和你见面谈起那个科幻场景般的冰池，你笑 着说：「那便是〈溜冰场上的北野武〉的小说场景啊。」奇怪是我当时在 冰池旁完全没想到。回旅馆後，我告诉妻子：原来昨天我们跑进董启章的 小说里去了。一个异国的、如今在我的国度已完全消失的冰刀溜冰池。 董启章：没有小说是不行的 骆以军：「我就要我的生命像这样。」 董启章：梦其实是牵连到人生的可能。谈到梦境，《我们》里有这麽的一句 ：「那样的，和我现在这个无法挽回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一种人 生。」我读的时候特别震动，彷佛就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声音在说话。我应 该修正，你所写的是「梦非人生，人生非梦」，或者「梦排除了人生，人生 排除了梦」。即梦是有别於人生的另外的可能。我最近就是在思索着「另外 的人生」或「可能的人生」这回事。我把这定义为一个男性小说家在「人生 过半」的时期的一种惶恐和困惑。人生过半，结了婚、生了孩子，而且还陷 於写小说这种虚无的行为里，因着写小说的不实在，而又在在蚕食着真实人 生的时间，而加倍觉察到人生的「无法挽回」。你在「梦」里寻找到这种状 况的感怀方式，我却在物理学关於时空的观念里找到寄托的模式。这现在很 难三言两语去解释。总之，你所说的正是我在思索和感受到的。梦和小说本 来都是孤独的，又因孤独而内向，而自我中心。当中很容易只有「我」的存 在。但如果交织起来，就有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在写小说，我们在彼此 的梦里相遇。虽然都好像是假的，但其实再真切不过了。没有小说是不行的 。有了小说，我们就称得上是我们。 骆以军：关於「小说家变成别人的父亲」这件事，是否修改或变焦了注视世 界的方式。你在《东京‧丰饶之海‧奥多摩》这本游记中有一段让我着迷的 描写。那是在旅次将要展开之初，你对必须将之留在香港的八个月大的儿子 的挂惦和忧心，各种灾难的意象：SARS、日本的地震，年轻时旅行北义大利 的小教堂、几年後在新闻看到它在地震中塌毁……等等，你且提及德国作家 W. G. Sebald的小说，关於Kindertransport的行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战前 夕，一个志愿行动把一万个犹太小孩送往英国。他们的父母或其他的（一百 五十万）犹太儿童大都死在之後的纳粹集中营里，我想到您屡屡提及的大江 健三郎。我年轻时曾努力抄读他的《个人的体验》──那近乎他个人的遭遇 ──一个男子在妻子生下一脑疝症婴儿「怪物」後，痛苦自弃地在东京街道 上大玩残虐暴烈的自我放逐，似乎在对抗那「女膣恐惧──怪物的出口」。 但近二十年後我读到他的《静静的生活》，那个怪物，脑疝婴儿长大了，走 进成人的世界。有一幕，他透过一个女儿（我不知是否虚构的），那个脑疝 男孩的妹妹的口吻，描述一个画面：在一次东京地铁月台车已进站的时刻， 她的哥哥突然发病，歪跌倾倒（像关掉开关的小叮当），车门涌出的人群粗 暴冷酷地推挤淹没他们。她哥哥的口中发出废弃金属燃烧的臭味。但在这样 置身人体潮流中无比孤立的时刻，女孩突然发现，处在失能状态的哥哥，以 一种奇怪的角度，在人潮中改变位置，变成他以背肩遮护着这个妹妹。 那时，读到这里，我心里想的，套句另一本小说中的话： 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以为必须留意的，我就要我的生命像这样。 【2004/11/14 联合报】 ＠ http://ud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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