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月刊》帝国边陲与殖民统治 【张隆志】 帝国边陲与殖民统治：十九世纪台湾的「番地」问题 史家连横在其《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中曾有如下的描述：「台湾固东番之地，越在 南纪，中倚层峦，四面环海，荒古以来，不通人世。」时至今日，从明清文献中的「东番 」到当代的「台湾原住民」，带有种族偏见的「番人」等用语已成为历史名词，而台湾史 学界也对连氏所代表的汉人开发史观展开反省，并批判过去以「理番政策」及「汉番关系 」为主轴的汉化论述，重新检视台湾原住民、汉人移民与国家间，环绕着土地问题所产生 的复杂历史互动。 对於喜爱台湾文学的读者而言，李乔《寒夜》一书中，由林野、田园、脑寮等人文地理景 观所构筑而成的「蕃仔林」，生动地呈现了晚清和日治初期由垦民、隘丁与先住民在「番 界」周边所交织而成的历史图像。相较於从十七世纪台湾的热带农业和鹿皮贸易，十八世 纪台湾西部平原的水田化和土地开垦，十九世纪的台湾经济，则以边区樟脑和茶叶等经济 作物的发展和对外贸易为主要特色。而所谓的「番地」问题，除了边区拓垦中的族群接触 、竞争、冲突和适应，更涉及了东亚历史转型过程中，近代国家对於领土统治和资源控制 的世界史脉络。 十九世纪台湾的「番地」问题，源自於清初台湾边疆封禁和番界隔离政策，并在一八六 年台湾开港後，逐渐由晚清内政和地方事务，转变为对外贸易和国际外交的重要焦点。从 一八七五年清政府的「开山抚番」，到一九一O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的「理番事业」，近代 国家对於台湾原住民所进行的武力征服和文明教化，均是以「番地」的领土化和资本主义 化为首要政策目标。本文将以十九世纪台湾原住民在国际法、资本主义与殖民论述的个案 为例，说明台湾「番地」纳入满清及日本帝国领土统治的历史过程。 十九世纪台湾「番地」问题的历史背景 台湾早期历史发展中国家、移民与土着间的土地关系，尤其是清代前期官方的治台方针与 封禁政策，以及台湾汉人的开垦组织与租佃制度等，长期以来一直是清代台湾史的重要课 题。在十八世纪移垦过程中，做为土地拥有者的台湾平埔族群，在「番垦汉佃」及「番大 租」等社经制度背景下的土着地权问题，则是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研究焦点。清廷透过「生 熟番」的政治分类，尤其是「番界」的空间隔离等政策，如乾隆中叶「隘番制」的创设， 以及林爽文事件後「番屯制度」成立，进行其边疆经营。 建立於十八世纪台湾土地拓垦的历史过程，并作为清代边疆封禁政策首要人文地理特徵的 「番界」，是由地表上的「土牛」等实质界址与地图上的「红蓝线」等无形界限所共同构 成的族群政治疆界与权力空间论述。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界内」与「界外」、「 前山」与「後山」等名词的空间指涉内涵有所推移变迁，但「番界」所具有的国家统治、 资源竞争与族群分类等三重历史特质与空间意涵，则是从长期比较的观点来理解十九世纪 台湾「番地」问题时的重要面向。 随着在嘉庆年间「山後」噶玛兰地区的纳入版图，与道光年间开始的埔里「生番归化」的 政策论辩，十九世纪的台湾「番地」问题，无论在族群对象与空间内涵上，均与清代前期 以西部平原「熟番地权」为主的政策讨论有所不同。例如在一八六O年台湾开港後，由茶 、糖、樟脑等经济作物，与官民隘垦制度所带动的北台内山边区开发，以及南台湾因海难 与番害频仍而衍生的国际纠纷，则成为晚清台湾「番地」问题的历史新面向。在一八七四 年牡丹社事件的中日交涉後，长达一百九十年的台湾番地封禁政策，终於在一八七五年「 开山抚番」运动的展开後正式废除，也开启了由国家所主导的，从清代「後山」到日治时 期「东台湾」的长期历史转型。 国际法、领土国家与台湾「番地」论争史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由朝贡体系所组成的东亚世界。随着清帝国的中 衰与西方列强势力的入侵而逐渐崩解，并在中日国势消长的趋势中，形成以国际法与条约 制度所构成的新国际体系。而近代主权国家的领土理论，也逐渐取代传统儒家的天下秩序 和德治主义的版图观念，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主流地缘政治论述。 由於自然地理区隔和清代封禁政策的影响，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台湾，并非一个完整的 政治领域，而是两个不同的岛屿空间：「前山」的汉人社会和「後山」的原住民社会。而 「番地」在台湾政治地理上的模糊和暧昧，使得因为樟脑开采和海难事件而层出不穷的涉 外事件，成为晚清国际外交争论的焦点。 一八七四年八月下旬，在中日两国因日本以惩罚生番杀害琉球船民为由出兵台湾南部琅峤 地方，而展开外交交涉与军事部署的同时，前美国驻厦门领事，时任日本外务省顾问的李 仙得(Charles Le Gendre)，在上海发行了一部题为 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ofth e Chinese Empire? 的小册。书中提出了四项论点： 1.中国从未拥有对於台湾番地的任何权利。 2.即使中国拥有任何权利，只要台湾番地仍未文明化，则其权利其亦非绝对，而是有条件 地视其行使统治的意愿与能力而定。 3.中国所拥有此等权利的条件，将因其无法对於土着执行文明国度的义务，而丧失其对所 有未开发番地的宗主权。 4.在中国丧失其宗主权後，日本由於其占领台湾番地，并对土着进行中国所忽略的文明化 事业，理应成为首先拥有此地区权利的文明国度。 做为十九世纪少数的西方台湾通，李仙得曾在一八六七年 (同治六年)，美国商船罗妹(Ro ver)号遭难事件时，与清朝地方官员交涉，并进入「番地」与头目卓祀笃订立协定。他在 上述小册中所提出的「台湾番地无主论」，虽然有其个人政治动机与西方帝国主义偏见， 但基於实地观察与体验，对於清代台湾「番地」宗主权与统治有效性的质疑，则反映了十 九世纪国际法，在文明论与领土观上的特色，并成为事件中日本对清廷进行交涉时的重要 论据。 牡丹社事件是明治维新政府的首次海外出兵侵略行动，也是中日两国在西方列强不平等条 约压迫下，於一八七一年签订〈日清友好条规〉後的首次外交交涉。明治政府所面对的是 征韩论与佐贺之乱後的国内局势，以及日俄桦太谈判与琉球处分等国际问题。而清廷则是 在同治中兴及洋务运动以来，满汉官吏及中央与地方势力消长的过程中，面对新一波来自 新疆与台湾的边疆危机，并在事件後发生海防与塞防的政策论争。 在牡丹社事件交涉过程中所显示的，中日双方在对於台湾「番地」中「化外之民」与「无 主之地」的论争，均各自徵引《万国公法》作为论据。至十九世纪後期，东亚各国以儒教 天下秩序与德治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版图观，亦逐渐为西方国际条约体系与现代国家的领土 主权论所取代。在事件结束後，中日两国加速进行国家的领土化与边疆的内地化政策。晚 清新疆与台湾先後独立建省，日本则并吞原本两属的琉球，并设立冲绳县。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番地」的主权归属问题在牡丹社事件清廷确立其领土宣称，并展开以边疆内地化 为目标，以「开山抚番」为起点的台湾洋务运动後，便不再成为东亚国际外交交涉的焦点 ，而是国家区域开发与内部殖民的政策课题。 番界、隘勇线与台湾「番地」开发史 始於一八七五年清政府开山抚番运动的内部殖民和领土化的长期历史过程，并未因一八九 五年〈马关条约〉和政权转移而终止。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日本领台後，日本殖民政 府持续以军队、警察和各项近代统治工具，对台湾山地和原住民部落进行渗透和控制。台 湾全岛在日本殖民地统治方针乃至以六三法问题为核心的明治宪法论争与国内政治过程中 ，成为不同於母国的「外地」法域。 在明治政府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努力，与在殖民地台湾引进现代法制的过程中，「 番地」性质与「番人」法律地位等问题，则成为政策讨论课题。而自清末开山抚番运动以 来，由国家所主导的进行台湾山地支配历史过程，也随着政权转移与日本台湾总督府「理 番」政策的推行，进入了历史新页。 一九O二年(日本明治三十五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台湾平地汉人武装抗日及「土匪」 问题宣告平定之时，日本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奉命考察台湾北部「蕃情」，并 向总督儿玉源太郎提出《关於蕃政问题意见书》。他在序言中说道︰ 台湾蕃地问题尚未解决之故，日本对外实不足以夸示其国力。夫蕃地占全台面积之大部， 实为林矿农产利源之宝库，而竟为猛恶蕃人所封锁。生蕃且为生民之害，非除此民害，开 此宝库，则不能完成台湾统治。……本人以为在帝国主权眼中，只有蕃地，而无蕃人。蕃 地问题宜以经济上之见地解决，而其经营则须出诸财政政策。 作为日治前期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重要智囊人物的持地，其「只有蕃地，而无蕃人」 的根本原则以及「先威後抚」的策略方针，除了反映出日本领台以来，以招抚为主的政策 方向转变外，亦成为一九六年总督佐久间佐马太就任後，积极进行生蕃讨伐的先声。 自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沈葆桢奏请开山抚番以来，原本作为消极性防堵的「番界」封 禁政策废除後，遂由官民合作的晚清垦隘制与刘铭传时期的隘勇制所取代。随着台湾洋务 运动中官方行政区划的调整，如台北府乃至台湾省的设置，晚清国家在台湾的领土化过程 ，更随着以淮军为主力在北中南部山地的开路交通，以及山地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武力讨 伐冲突，乃至土地清赋事业的推动，而将台湾北部内山边区社会与东部後山平原，遂逐渐 纳入国家的领土版图与实际控制范围。 另一方面，自光绪年间移北路理番同知於埔里，改称中路抚民理番同知後，以埔里为界的 「南北番」空间指涉，随着北台湾樟脑事业的发达，与番害冲突的频仍，逐渐成为与「生 ／熟番」传统族群分类并行的官方政策用语。自刘铭传时期成立的「抚垦局」，虽然历经 政权转移过渡期番界隘线的变动，仍成为日治初期桦山资纪总督与水野遵民政局长「抚垦 署」制度的历史渊源。至日治前期遂以「北蕃讨伐、南蕃抚育」作为理番政策的主要原则 之一。 除了承袭晚清开山抚番的历史与制度成果外，日本殖民政府在国家统治与资源开发前提下 所进行的台湾内部领土化过程，除了将作为清代「後山」的东台湾平原，作为财团 资本 家与日本内地农业移民的处女地外，对於北台湾内山林野的资源开发，则以律令、行政及 警察政治等手段，将「番地」无主化与国有化，并在「只有蕃地，而无蕃人」的经济前提 下，透过以通电铁丝网及山炮构成的「隘勇线」，对於「生番地」进行围堵与武力征服， 以及山地林野资源的调查与掠夺。 此一内部领土化过程更在佐久间总督於一九一年展开的「五年理番事业」，对於「北番 」的军事讨伐战役中达到巅峰。而台湾总督府所进行的台湾林野调查与土地整理事业，承 袭了晚清开山抚番运动以来，国家渗透控制台湾边区社会的企图，并透过警察及交易所等 措施，进行台湾山地支配与林野资源开发。 地图、民族志与台湾「番地」调查史 台湾自明季陈第《东番记》以来的丰富旅行文学与在地书写传统中，除了呈现由清初被视 为「海外荒服」，到晚清成为帝国「海疆屏障」的论述形成与转变，亦生产了环绕着「番 地」与「番人」的多重历史图像与他者论述。虽然十七世纪荷兰时期，便出现具现代地图 学观点的台湾岛图，但清代台湾自康熙晚年由耶稣会士进行实地测绘後，台湾地图知识的 生产与呈现，基本上仍以中国方志传统为主。对於「後山」与「番地」的地名与图像再现 ，则与官方行政区划及统治范围的消长有密切关联。 在十九世纪後期台湾开港後，西方旅行者、官员、传教士及商人等不同人物及群体，继十 七世纪荷西欧洲人之後再度来到此一岛屿。虽然其人数并不多，但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先 锋以及现代性的媒介，其从近代地理学与博物学等观点，所留下的自然史与民族志纪录， 尤其是对於「番地」族群及地理的人文生态描绘，呈现了不同於中国文人及方志传统的十 九世纪台湾历史风貌。调查、博物馆与地图等文化媒介，是现代民族国家塑造其想像共同 体的重要途径。而殖民知识与异己论述的建构，则是现代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建立及巩固 其文化霸权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透过游记、报导与写真等方式所产生的旅行文学，则 亦成为学者解析殖民接触历史过程中，异族想像与文化认同等课题的珍贵资料。例如早在 一八七四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征台随军记者岸田吟香，便在《东京日日新闻》的报导中， 刊载了一幅台湾地图。图中除了呈现台湾东部番地与西部平原的清楚界线，更具体描述了 明治日本对於台湾主权和殖民经营的企图。 做为後进殖民帝国的日本，自领台後便由官方及民间展开各项历史及惯习调查工作，诸如 伊能嘉矩、鹿野忠雄及森丑之助等先驱性人类学者，更深入「番地」进行各项探险与研究 。而日治时期的现代地图测绘传统，则是建立在台湾土地旧惯调查与岛屿实地探勘的殖民 政策产物。出版於一九年的《台湾蕃人事情》，取代了清代的「生／熟番」分类，奠 定了台湾原住民民族分类的基础。而台湾总督府所采用的七族与九族台湾原住民族分类， 虽然经历了不同时期与机构变迁，至今仍是官方政策和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架构。直到近年 来，本地学者才开始检讨日本殖民国家对於台湾山地的知识建构史，与前述资源掌握与社 会控制等政治经济过程的复杂关联。 结语 在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五年间，台湾「番地」先後被纳入晚清及日本帝国的领土统治和国 家疆界之中。在此一内部殖民和领土化的过程中，做为历史主体的台湾原住民族群，从晚 清罗妹号事件中与西方人的交涉订约，到日治初期如南庄事件及太鲁阁事件中对於日人侵 略的武力抵抗，均显示出其并非官方在「只有番地，而无番人」的帝国心态下，一系列开 路、调查、教育、授产、观光、讨伐乃至集团移住等「理番」设施中的「猛恶生番」。在 日本宣告理番政策完成十余年後的一九三O年，台湾中部番地的雾社，爆发了最大规模的 集体抗日事件。此一事件除了凸显出帝国统治与殖民者的内在矛盾，更导致日本台湾总督 的更迭和理番体制的改革。 从上述国际外交、政治经济和殖民论述的个案，可以看到十九世纪台湾「番地」领土化的 过程，并非如现代化论者所描绘的空间同质化和资源理性化，亦非民族主义论者所宣称的 异族同化和文明融合，而是以国家军队警察与近代知识的双重暴力为背景，在抵抗、冲突 、转变、适应等多重关系中，所进行的殖民接触与征服。然而晚清和日本近代国家的力量 ，并未能彻底整合台湾岛屿上的不同地域与族群。从清代以来长达二百多年的番界隔离政 策，以及其对於台湾原住民族，在生活空间及族群政治上的区隔，到战後仍然成为国民政 府山地政策的历史背景和殖民余绪。未来如何从後殖民和本土的历史观点，理解台湾多族 群和多重殖民的复杂史实，将是重新书写台湾岛屿历史的重要课题。（作者单位：中央研 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2004/08/17 历史月刊八月号】 ＠ http://ud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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