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同盟 ◎文／陈颖青 艺术如果需要品管，我们都应该学学玄奘法师…… 过去二千年来，中文世界曾经遭遇两次重大的文化冲击，一场来自天竺， 一场来自欧美，两次都启动了中土知识份子对域外文明的热情。域外知识 非一般人所能熟知，於是两种产业大兴，一个是语言学习产业，另一个就 是翻译产业。 当然，本期不是要谈如何捷进外语的问题，我想谈的是如何搞翻译事业。 比较两个文化冲撞期的翻译风潮，除了来源知识不同（一个是佛法，一个 是西学）以外，还有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翻译的「生产工法」不同。 中古时代的译经事业，以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的译场为典型，那是集体生 产，分工合作的作业模式；近代的翻译事业则以严复为典型，那是一个苦 心孤诣的书生，单打独斗，竭智尽虑的孤单身影。 一个是集团作业，一个是孤军奋战。两者在各自成就的最高处，都能完成 高明的译着。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却偏好单人独译。不只是实际作业如此 ，甚至在情绪上，我们也偏好（觉得单人独译比多人合译更可靠）。中古 世纪佛学精英所锻链的翻译工法，已经在当代世界被我们遗忘。 本来既然两种工作模式都有成功的事例，就没有熟优熟劣的问题，不过当 今世界知识爆炸的情势，却使单人独译面临了空前的困窘。 一方面知识分化得精细幽微，几乎不再有人能够像「文艺复兴人」那样， 成为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的博雅通儒；另一方面知识跨界的现象却也不断出 现，科际整合常常不是为了通识教育，而是为了解决新问题、诞生新学问 。 这使得着作与翻译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困难。学者的着作要嘛高深到无人能 解，即使是他的同侪也觉得难以对话，要嘛跨越到匪夷所思的领域，那里 根本是知识的处女地，没有人走过。 常见的情况，物理学会牵扯数学，宇宙论会通往量子论；古怪一点的，经 济学变成心理学，心理学变成神经科学，而神经科学则用来解释语言学； 甚至就算是小说，里面有法医学知识已经算小儿科，有的还要通晓潜舰编 装，娴熟古生物学与地质学，或者记得当下流行的时尚名品。 你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本书，非常明确地谨守在某个传统的知识领域。因 而你甚至要找到一个明确对应到某本书所含括的知识领域的专家，也极困 难。这还不说有许多作者存心炫学，书里充满各种来源古怪的知识，和你 不知有何用处的非知识（例如「魔戒」的精灵语）。 想要完整地理解一本书，困难如此，那翻译呢？ 就更难了。要寻找一个知识专家，完全通晓某本书的知识范围，这已经不 容易（不是说专家学识不深，而是彼此所学范围不同），更别提你还要那 个专家有时间、有能力，来做翻译，那真是难上加难了（再罗唆一次，翻 译是一门专业，你是知识的专家不保证你也能是翻译的专家）。 这时候我们何妨想想一千年前，经历佛学冲击的中土世界，如何转译佛经 的历史经验呢？中古时代的佛学译场，有当时的历史条件，现在我们无法 复制，但是其中绵延数百年的实战教训，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例如切割工作，把专业工作交由专业人才处理。 以玄奘为例，他的译场是一个集合各种人才的翻译工坊。里面从主译、笔 受、证义、修辞到谐律，总共有十种专才，光是查证就有证（梵）音和证 义的区别。 玄奘用译场的「工法」，二十年间所译成的经卷，超过整个唐朝三百年所 译佛经的半数；而他的译场所「生产」的佛经（称为「新译本」），则是 鸠摩罗什以来最称精良的杰作。 译场制度使得盛唐的译经事业，迈入前所未有的高峰，不只数量惊人，而 且品质可靠。 我倒不是说译场制度可以直接套用，那实在有点不切实际，但我们可以师 其故智，切割翻译工作，让每个人做他专长的事。主要翻译由译者负责， 知识疑难由编辑聘请知识顾问协助解疑。 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具体而微的现代译场，里面有翻译的专家，也有知识 的专家，还有调度资源的编辑。他们靠电话或电子邮件协同工作。 根据个人经验，这个做法有个重大关键，就是译者的辨疑能力与分享意愿 。你能不能在阅读原文时，知道某个地方「我不知道、我无法理解」，并 且愿意如实分享，说我在这里发生困难，我需要帮手。这其实是个分外艰 难的事。 能理解文章是一回事，能知道我不理解，却是另一回事，而能够坦然告知 编辑说我不理解，那真是需要非凡的勇气了。翻译的过程中遭遇疑难，大 部分人会求助工具书，求助古狗，少数人会求助学界朋友、图书馆参考室 ，而几乎没有人会跟编辑直言不讳。 结果疑难隐藏在译稿中，编辑反而要耗费高昂的代价，重新挖掘。 这就是为什麽编辑必须跟译者建立同盟的终极原因。编、译双方尽管有 「内部矛盾」（你嫌我稿费太低，我嫌你交稿太不准时……），可是当他 们面对原文时，枪口却必须一致对外，因为那是更严重的「敌我矛盾」啊 。 编、译双方合组同盟，在翻译的过程就联手，译者尽职发掘疑难，编辑聘 请知识专家，以备顾问，以资决疑。不要等到翻译结束以後，才找专家来 审稿、校订。这样专家会轻松许多。 其实我知道许多译者自己就会跟专家学者，甚至原作者打交道，他们实事 求是，有疑难就发问，彻底实践孔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明 训，这是译者极可贵的职业道德。 （插个话，有疑难才显得我们认真从事，翻译一本书如果完全没有疑难， 那才真的有鬼哩。） 只是我们除了要求译者的职业道德，出版社在工作模式上，也应该提供激 励因素，鼓励译者勇於提出疑难，寻求专家解疑。这样一来，协同工作的 模式就会形成，每个人都做他专长的事，效率会提升，品质也得以确保。 最後还有一个问题。翻译是艺术，艺术只能靠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孤灯下 孜孜不倦地埋首工作吗？ 我一直想着玄奘法师的例子，他的译本意蕴悠远，音韵协调，是翻译艺术 的颠峰之作，包括宋元理学及此後中国人的文法、语汇，皆深受影响。可 是这却是一个大和尚用近乎生产线的方式完成的。 艺术如果需要品管，我们都应该学学玄奘法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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