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台湾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土地面积大约36000㎞2（约Britain的27%），其中3/5 是高山地区，人口将近2300万（约Britain的39%），但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含美术馆）， 根据我的同事最近的调查，则有450所，还不包括相当数目的不对外开放的私人收藏。目 前的台湾面积大约每80㎞2，人口则大约每51千人就有一个博物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粗 糙的概念，不过可以做为我们了解台湾博物馆现况的基础。 　　昨天的演讲我曾经提到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短，直到1600年AD还是一个原始社会 ，她被中国统治的212年，1683-1894，正是西欧博物馆文化发展形成的时期(1)。「博物 馆」这种近代西欧文明的产物，在中国本部萌芽较晚，何况是远在中国边陲的台湾！1908 年日本总督府设立台湾第一所博物馆(2)，不过在日本殖民的五十年，以及国民党统治前 期，台湾的博物馆依然相当沉寂。现在这450所公家或私人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大部分是 最近一、二十年才成立的。此一改变固然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与台湾人生活态度的改变 也有关系。所谓生活态度的改变即艺术品味的要求提昇，关注乡土的情怀加强，博物馆和 美术馆成为完成此愿望的重要手段。 　　台湾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就典藏内容而言可以分为中国精致艺术、中国考古文物、台湾 近代美术、台湾南岛考古学与民族学文物、台湾民俗文物、传统工艺、自然史和西洋艺术 等几大项，我无法在这里一一介绍，今天我要向各位报告的是我现在所服务的博物馆-国 立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座很特别的博物馆，有人称赞她是乌拉山和黑海以东最重要的博物 馆，我不敢这麽自信，不过她的确是非常独特的博物馆，她的收藏属於上面分类中国精致 艺术这一项，许多藏品被视为中国艺术史上的典范。 　　根据NPM的组织，其藏品分三大部门，一是器物，包括玉器、青铜、瓷器、漆器、珐 琅等，二是书画，三是善本图书与清宫档案。我在展开今天演讲的主题之前，先以幻灯片 介绍几种有名的收藏。 　　回到今天的主题，艺术、政治与博物馆三者关系的讨论。本来一个艺术博物馆和艺术 的关系是不证自明的，而从以上的简介，当更能了解NPM在中国，以及世界艺术或文明史 上的地位。至於政治这一层，自新博物馆学兴起以来，这个议题的谈论逐渐普遍，不过台 湾正式触及的学者还不多(3)，由於我的工作和我的角色，让我对博物馆与政治的复杂纠 葛有更深切的体会。我是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我的国家的体制中，这个位置等同於部 长，而我也是公元2000年5月政党轮替才被任命的非国民党的院长。我以学者的背景参与 政治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因为NPM的特殊性，让我对博物馆与政治的关系有比其他博物 馆馆长更多的经验。 　　在讨论艺术、政治与博物馆这个主题之前，首先简要地陈述我对这三个范畴交集的一 些基本概念。 　　政治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政治正如亚里斯多德（Aristotle）说的，「人类 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4)生而为人，只要过群体生活，就离不开政治，这 是广义的；狭义的政治则指少数的政治专职人士以及他们的工作。 艺术因人的存在才有其价值，则任何艺术恐怕都和广义的政治有所交涉，而与狭义的 政治距离可以（或说"应该"）比较远。博物馆收藏艺术品，本质上它便承受艺术品所包涵 的广义的政治意义；但博物馆同时是展览的场所，展览是艺术品的认识与诠释，所以会不 断地呈现广义的政治意涵。这是无可避免的，也不必讳言。 不过有的博物馆可能在某种特定的环境或历史背景之下，会与特定的政治权力纠结在一起 ，传达特定的意识型态，甚至代表特定的政治象徵，依我看这应该属於狭义的政治了。理 性做法，大概多数的博物馆人员都会尽量避免，然而大部分的情况则是权力结构、意识型 态以及象徵意义舖天盖地而来，构成广义政治的局势或情境，这时博物馆便无所逃於天地 之间。 　　因此，所谓广义的政治或狭义的政治，只能在校园内、学术社群中做概念性的分类， 落实到实际业务（即所谓专业），往往是纠缠不清的，这是此课题值得研究讨论的地方。 　　我的学术背景是历史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不是博物馆的curator 。因为一个特殊的 机缘，我成为台湾最大、在世界上也是极负盛名的博物馆馆长。由於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政 治特殊性（这是世界博物馆中少有可与比拟的），它与所在地之特殊历史关系（恐怕也是 世界少有的），以及院长在国家体制中的特殊身分（这绝对是世界其他博物馆馆长不会碰 到的），据我所知，国立故宫博物院可以作为探讨博物馆、艺术和政治三角关系最好的范 例之一。 　　博物馆不能与时代社会脱节，不过推测每一个大博物馆都有一部动人的历史。国立故 宫博物院也不例外，它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尤其紧密，长期投入在中华国族的建构中，做为 中国文化代表。但近十年来，「中国」、「中国文化」等概念的意涵以及在台湾社会的认 同程度已产生本质的改变，我主持的这个博物馆面临一个新的客观环境-从自认为政权的 正统倒是「中国」为敌对国，从自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真正代表到对此的犹豫。这是我每天 面对不同党派的不同意识型态可能会遭遇的截然相反的质询，所以艺术、政治与博物馆的 课题对我来说已不是纯粹学院里的理论问题，它具有明显的现实性。然而现实问题要从学 术来分析才易客观，我是历史学家，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 二、藏品的政治基因 　　「国立故宫博物院」，这是我主持的博物馆的正式名称，一般通称「故宫博物院」， 是不正确的，在国际场合往往加上「台北」两字，以别於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单单名称， 你们就嗅到类似於运动场上Chinese Taipei 这样充满政治的气味了。 　　现在在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不等於1949年以前的故宫博物院，然而由於两者存在着 密切的历史渊源，遂让国立故宫博物院先天的带有浓厚的政治基因。 　　先说典藏。博物馆的基础是典藏，本院藏品有三大来源，一是源北平故宫博物院，二 是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三是在台湾新增加的收藏，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来自紫禁城，因为 民国以来复杂多变的政治情境，使本院藏品的法律归属问题成为敏感的政治话题，譬如北 京的故宫博物院会不会索回藏品，而本院赴外国展览的先决条件必须获得当地国保证归还 的法律文件，才可能考虑借出展览。 　　不论台北或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典藏多属於清宫文物。这些文物在改朝换代後，所有 权的归属是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才变成国家公产的。1912年0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经过 斡旋，订定〈清室优待条件〉，清帝获得权益保障，其中第七款云： 　　大清皇帝辞位之後，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5)。 此文件提到「私产」，系相对於「公产」而言，但何者属私，何者属公，〈优待条件〉没 有界定，亦未再订定「细则」予以规范。到1924年11月5日中华民国国务院修正优待条件 ，第五条云： 　　清宫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6)。 上述文件中的「大清皇帝」、「清宫」或「清室」，其所有的「私产」是否包括古代文物 ，是值得探究的历史问题。 　　故宫文物原来存放在紫禁城宫殿中，是皇帝生活的一部分，在清室看来，理应属於私 产。溥仪的英文导师庄士敦倒为清帝找到一份颇为有力的间接证据。1914年以盛京皇宫与 热河行宫的文物为基础，民国政府设立古物陈列所於文华殿和武英殿。1916年国务总理段 祺瑞给当时总统黎元洪的报告提到 　　此项古物系属清室私产，本拟由政府备价收归国有，徒以财政支绌，迄未实行(7)。 　　清宫古物是逊帝的私产，可能是当时一般的认知，否则溥仪将古物赏赐亲信近臣或向 银行抵押借款，他的小朝廷内务府甚至公开拍卖(8)，民国政府皆未闻问阻止。 　　在帝制时期，连国家都是皇帝的家产了，何况古物。然而既已转为民国，古物到底能 不能简单地认为皇家私产恐怕也有疑问，段祺瑞上述的报告即透露这层考虑，他说古物陈 列所的藏品， 国粹重要，为中外观瞻所系，自未便由清皇室收回，而未经付价以前，究未能属诸国有 。 　　在法理的权衡上出现两难，既是「私产」，但又似乎应该算作「公产」。如此两难不 限於古物陈列所之文物而已，凡皇宫旧物都有这个问题。难怪当溥仪被限令出宫时，清室 仍振振有词，认为「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的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权，不能点收 。」(9)。 　　这个难题最後不是以法律解决，而以溥仪未遵守〈优待条例〉，强制驱离紫禁城收场 。带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督徒将军」冯玉祥不满溥仪及一小撮遗老遗少仍在紫禁城内做 白日梦，当他的国民军攻入北京城後，於1924年11月5日由警卫司令鹿锺麟、警察总监张 璧通令溥仪即日迁出皇宫。溥仪及其他宫内人员携带出宫之物皆须检查,但鹿、张也承认 「何者为公，何者为私，现尚在未定之数」(10)，於是委由国务院组织的善後委员会﹙包 含清室代表﹚来决定。根据1925年1月底的「溥仪取物账」皆系日用衣物(11)，以及要取 乾隆磁器和仇英「汉宫春晓图」被拒(12)，我们可以知道委员会对「公产」和「私产」认 定的一些标准，大概日常生活必需品才算私产，其余皆是公产。 　　经过这个断然措施，延宕十几年的问题才解决。於是清宫皇室认为「私产」的旧藏文 物乃转而成为全国人民的「公产」。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周年庆时，理事长李石曾故说：「 以前之故宫，系为皇室私有，现已变为全国公物，或亦为世界公物，其精神全在一"公"字 。」(13)。国务院授权的「善後委员会组织条例」明订清室所管各项财产，「由委员会审 查其属於公私之性质，以定收回国有或交还清室」(14)。善後委员会一开始清点文物，订 定的管理规则就非常严格，用以昭信国人，或许也是在「私产」和「公产」混淆的气氛下 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这些管理规则基本上沿袭到今天。 三、与国运同步 　　巴黎的罗浮宫、圣彼得堡的冬宫、伊士坦堡的Topkapi、马德里的Prado，都和故宫博 物院一样，从帝王皇宫变为国家博物馆，但我不能肯定，世界上是否还有第二个博物馆像 故宫博物院，馆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同步。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塑造了它的特殊性，散发着 浓浓的政治味。 　　1928年6月蒋介石麾下的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两年三个月後(1931)渖阳发生「九一 八事变」,1932年3月溥仪满洲国成立，日本关东军不但控制中国的东北，并且伸向内蒙古 ，华北局势不稳，中央政府遂命令故宫博物院甄选藏品南迁。先迁上海，1936年12月再迁 首都南京。移运完毕，刚刚过半年，1937年7月爆发「芦沟桥事变」，开始第二次中日战 争。故宫博物院真是蓆不暇煖，又分三路向中国西南大後方迁徙，最後在四川暂时落脚。 　　这像是一篇可歌可泣的史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人提起这段历史无不无限感怀，也洋 溢着莫名的骄傲，虽然现任人员没有一个躬与其役，但皆深感与有荣焉。世人对故宫文物 跋山涉水，千辛万苦而终归完好，皆深感好奇。感怀也好，好奇也好，都不是我现在要讨 论的，我要问的是何以国民政府把古代文物与国家或政权结合得那麽紧密，政府所到之地 ，古物也到那里。 　　对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文献档案有限，一般的意见多只是合理的推测，不易 找到非常直接的史料来印证。 　　1933年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运上海法租界，据当年的「故宫博物院报告」说是因战事影 响，奉行政院令「移沪保存，以期安全。」(15)文物安全，不只是单纯的安全而已，还有 更深层的心理或思想因素。当时有人反对南迁，怕古物一离开故都，北方人心涣散；而主 张南迁的理由则是「文物如被损毁，将无法弥补，等於抛弃数千年文化之结晶，将对历史 无从交待。」(16)双方的理由都非常严肃而堂皇，古物视如土地人民和历史文化。为安全 而往上海，上海因为有欧美租界，日本不至於对欧美开战应该最安全。当时的代理行政院 长是洋派的宋子文，即如此主张，但借西洋帝国主义之力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岂是讲民 族主义的国民党所能容忍？於是引发元老派的反弹，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大肆挞伐(17)。 　　基本上元老派承认文物留在北平的危险性，但若迁上海，张继的顾虑是，「无异表示 国内已无一处安定，足以存储古物，．．．是昭示天下，国民党所统治之中国只有上海为 安全。」张继主张运存开封和洛阳，但有人质疑河南土匪多，也不安全。从会议记录来看 ，古物安全是最光明正大的理由，但若中国文物要靠外国人保护则面子上万难忍受。这种 心理已经透露，这不是单纯人类文明遗产安不安全的问题而已，深层意识更牵涉这些文物 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是否足够自立。与会者石瑛把这种心理道尽无遗。他说：「从前有人主 张迁入东交民巷，我们因为东交民巷是租界，所以反对。现在若迁上海，上海也是租界， 这是很简单的，我们也不愿意。」故宫博物院的古物就这样和国家民族结为一体了。所谓 国家民族，说白了就是政权，参加这次中央政治会议的戴传贤就说：「南京既为首都，则 关于历史上、文化上之古物理应有相当之点缀也。」于右任不赞成迁南京，但他还是认为 「俟时局安定後，再迁南京也好。」衮衮诸公为故宫文物南迁何处议论纷纷，最後因为文 物已经上路，目标是上海，中途分运开封、洛阳有实际作业的困难，只好暂时托庇於租界 之内。1936年自上海迁南京，既免除耻辱感，又可「点缀」政权，故无异议。 不久战争爆发，文物迁到中国大後方，安全也好，民族意识也好，都具足合理性，不在 话下。这是世界博物馆绝无仅有的大迁徙，经由南京难民区总干事杭立武建议国防最高委 员会张群，请示委员长蒋介石核可的(18)。蒋氏兵马倥偬，犹顾及文物，应有他的考虑， 但现在公布的资料还无法论证。 　　由於国难，故宫博物院文物在流离历程中，民族主义的政治性格一分一分地增强，而 人类文明遗产的艺术性格相对地一分一分被掩盖或忽略。 　　和现在国立故宫博物院最密切相关的一次迁徙是1948年底到1949年初，从南京到台湾 。当时决议者或建议者做此决定的原因，现存史料甚少，不好申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傅斯年档案」保存一份「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第七届第一次理事常务会议记录」 ，会议时间在1948年12月4日，决议「先提选精品或百箱左右运存台湾，其余应尽交通可 能陆续移运。」(19)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议纪录的封面写着「极密件」三字，故宫博物院文 物运存台湾视同军事政治之最高机密。这次跨海大迁徙，还包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含原 古物陈列所之清宫旧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中央图书馆之文物图书。分三批 ，第一、三两批军舰载运，第二批商船载运，若非最高当局核可，战火连天之秋，军舰不 太可能用来搬运文物。 四、正统的象徵 　　迁来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组成「国立中央、故宫博物院联合 管理处」。中央博物院是一个崭新的博物馆，1933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亦即 中国新史学的倡导人傅斯年筹办；一年後由该所考古组主任，也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 济接任主任。1936年成立理事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任理事长。可见中央博物院与 中央研究院，尤其是史语所的密切关系。根据傅斯年的规划，中央博物院分自然、人文和 工艺三馆，涵盖地质、植物、动物、人类、民族、考古、历史等学门，接近西方的自然史 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而范围更为扩大。其宗旨则在「提倡科学研究，辅 助民众教育」(20)，既注重专精的学术研究，也藉展览推广科学教育，以提升国民素质。 　　由於傅斯年和李济学术风格的影响，中央博物院一开办就相当注重美术考古学（art and archaeology）。1933年向何叙甫购买北朝石刻佛像，1936年向刘体智购置商周青铜 器，後者傅斯年与衔命承办的徐中舒，书信往返讨论(21)，透露中央博物院的学术风尚。 抗日战争一起，中央博物院亦随政府西迁，历经云南，最後到四川南溪李庄与史语所合署 办公。此期间，李济一人身兼二职，既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的主任，也是中央博物 院筹备处主任，虽然烽火四起，中央博物院在他的领导下，依然从事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 (22)。 　　中央研究院是近代中国新学术的基地，傅斯年、李济都是新学术的主要领导人物，代 表中国最进步的一面，所以中央博物院的旨趣、风气和兴味与故宫博物院颇有距离。来到 台湾，两院合并，1965年取消联合管理处，为这个合并的博物馆取名作「国立故宫博物院 」，中央博物院的传统遂逐渐被人所遗忘(23)。这个合并的博物馆岌岌於向世人展示它的 珍藏，浸渐而与古董家酬唱，博物馆根本精神的科学研究则相对地忽略。 　　舍「中央」之名而用「故宫」，据说因当时决策者认为中央博物院来台古物有相当部 份原属紫禁城文华、武英二殿的古物陈列所，其原始出处则是渖阳盛京和热河行宫，所以 「故宫」之名足以概括两院(24)。这样说固然有其合理性,不过回到1960年代，在本院的 两个机构和两个传统中，决定取旧遗留而弃新学风，就当时的意识型态和政治现实而言是 不难理解的。中央博物院的学术风格，不易被专制政权所利用。事实上自1965年到2000年 政党轮替，这35年间国立故宫博物院只有两位院长，而且都是与蒋家有亲蜜关系的国民党 要员，亦足以说明本院的政治性格比在中国大陆时期更甚。 　　当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时，这个与国家命运同步的博物馆似乎注定非扮演一 个重要的历史角色不可，那就是正统的象徵。中国的政治哲学自2500年前孔子强调「正名 」後，正统主义便成为历代政权的基本法则，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国民党退来台湾，直 到1990年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或是合法的政权，而坚持自己才是中国唯一 的正统政府。由於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战略，国民党的坚持基本上符合世界的客观 情势；但在1970年代，这个情势顿然改变，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接着与美、日断交，它 已经没有力量代表中国的政权了。 　　五○、六○年代的台湾不但以中国政权之正统自居，并且自命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正 统。当时的客观条件也能支持这种想法，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兴起是对既定价值观、伦理观 与人生观的反动，尤其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以破四旧自任，一向被诠释为「摧 毁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则是要维护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 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是颇为抽象的，具体寻求又相当烦琐而复杂。中华文化是什麽，在那 里，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和展览的文物不失为具体而概括的标的。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下，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我群」和院外的「他群」自然而然都会赋予文化正统的象徵，既是期 待，也是要求。推而广之，中华文化就在故宫，中华文化也就是「故宫」了。改制後的第 一任院长蒋复璁结集杂文成书，题作「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国立故宫博物院」(25)，即充 分反映这种思潮与心态。 　　孙中山揭櫫「驱逐达虏，恢复中华」，凝聚汉民族意识对清政府进行民族革命。清帝 国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国成立，承继清帝国的领土与人民，不能再只强调汉族，於 是打出「五族共和」的口号，并且宣导「中华民族」的概念，以建构中华国族；但血统意 识仍然非常强烈，推尊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 　　中华民族，或是中华文化，既然涵盖清帝国或中华民国之疆域范围，而此范围内的民 族和文化之歧异性却甚大。「中华民族」的塑造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事，因应现实的政治需 要而生，炎黄子孙作为一族一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26)。国民党退守台湾，台湾的族群虽 然复杂，但实力到底单薄，所以当政者可以遂行其「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单一化 教育。国民党政府透过教育体制与文化生产机制等等，为形塑台湾人为「中华民族」之「 後裔」和「中华文化」的「守卫者」的「集体记忆」认知，这种尝试把族群归属关系和文 化表徵「单一化」的做为，乃是为巩固既存统治权力而服务，正如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民 族主义（historiographic nationalism）的实践显现的涵义：史学研究与书写和民族/国 家的缔造过程，紧密相连(27)。这样的道理，在展现「文化」具体徵象的博物馆的领域而 言，也被实践不渝，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和展览遂扮演适切的工具性角色，以改造台湾 ，成为中华民族和文化的样板。 　　公元2000年春天，本院展出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化，那时我还在中央研究院 ，应主办的民间团体之邀而撰写导览手册。根据我的研究，这是三千多年前在当时中原殷 商王朝之外的一个高度文明，政治上隔绝於中原华夏，文化上属於完全不同的系统。但国 立故宫博物院的展览海报则定位为「华夏古文明的探索」，想把一种不相干的非中华古文 明当做中华古文明的祖源，把「三星堆」的伟大成就也当做现代中国人的荣耀。这是过去 旧政府时代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谓「一元文化的民族博物院」(28)之指导思想的产物，可惜 与史料不符合。 　　国立故宫博物院既然担负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责大任(29)，过去的领导人遂以改造 所谓宫廷博物馆的故宫，以变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博物馆，作为努力的目标。其实宫廷的「 故宫」从未成为博物馆，1924年溥仪出宫，次年成立故宫博物院，才是一个公众的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源自清帝国的皇室，上文引述1929年李石曾期勉故宫同仁一个「公」 字，他希望故宫博物院不只是国家的公物，也是人类的公物。七十几年前故宫的领导人留 学法国的李石曾已举「人类文明遗产」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目标，不斤斤於计较建构政权正 统或民族文化正统的象徵。当然，李氏的演讲记录相当简略，我现在也不愿过份推测他当 时的想法，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推动勤工俭学，帮助穷困青年赴法留学(30) ，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後来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发展逐渐被锁在「中华民族」的一元文 化之牢笼中，应该是李石曾始料不及的。其实纯粹就典藏的艺术性而言，强调它是民族主 义的象徵，未免贬损典藏的深度，无法了解它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 五、回归艺术文化的本质 　　公元2000年五月台湾发生五十五年来第一次政党轮替，新政府成立，我被任命为国立 故宫博物院院长。国立故宫博物院直属行政院，等於部会层级，院长如同阁员，这是全世 界所有博物馆所未有的制度。 　　我的学术专业是历史学，以研究中国古代史而获得学术界的肯定，对艺术考古学还不 陌生。然而因为1990年代我参与中学历史教科书改革运动，提出同心圆的理论，主张从台 湾出发认识中国、亚洲和世界，批判过去以中国为主轴的历史教育，遂被一些人归属於「 独立派」。一个「独立派」入主中国文化大本营，或说是中国文化在台湾的最後堡垒，於 是引起「中国派」的反对，他们怕我把国立故宫博物院变得不像他们想像中的故宫。 　　我认为博物馆的艺术和我所熟悉的历史学的史料一样，都要经过解释，才能被认识。 博物馆的一次次展览，其实也都是一次次对艺术品的解释。历史解释须遵守严格的规范， 艺术解释也不例外，譬如前面提过的三星堆，解释为华夏古文明或者中华文明的根源，是 经不起严格的史料批判的。有深度的展览必定是对艺术品的解释，凡能通过资料检证的， 解释才算成立，否则只是政治意识型态而已。因此，我主持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基本态度首 先是「去政治化」，回归於艺术的本质。 　　国立故宫博物院充斥着中华文化的标识，一向也以此自豪。登临其地，一眼望去看到 的建筑外观就传达强烈的信息。展馆建於1960年代，采用中国皇宫建筑的格式，座落在台 北郊外的半山腰上，居高临下，为来院参观的民众营造一股如同朝拜皇帝的心情。建筑师 黄宝瑜说出他的设计理念(31)。他「深知建筑为文化之一环，且为时代生活真实之表徵， 」期望「能於传统之建筑与艺术，去芜存真，融会中西，推陈出新，必将有助於中国复兴 建筑式样之成熟」。实际上本院的建筑距离「融会中西，推陈出新」甚远，不过黄建筑师 的确深深体会到「此一时代及地域所赋予之使命」－中国化，於是设计了我们今日所看到 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模样。博物馆本该接近民众，而本院却有意地承继传统帝制君王居所 的设计理念，显示君临天下万民之姿态。这种样式，颇能联系与北京故宫原址的「继承」 关系，正是1960年代前期那个兴建年代政治社会意识型态的反映。 　　本院也是据我所知世界上最多政治符号的博物馆，集中崇拜一、两位政治人物。正馆 二楼大厅有一尊孙中山雕像，因为本院的建筑体名作「中山博物院」，其余政治符号都是 蒋中正的。前庭广场有蒋氏的铜雕立像，入门大厅迎面而来是一幅蒋中正穿着长袍马挂， 佩带大绶景星勳章的大油画，二楼入门口悬挂十几幅蒋氏及夫人宋美龄的活动照片。1948 年文物迁台的决议，虽然现知档案还看不出蒋中正介入的程度，一般推测非有他强力支持 不可能有今天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站在本院的立场，固应该纪念他，但这麽多形形色色纪 念图像，显然不是博物馆的常规，不符合艺术的本质。我乃对这些政治符号做了适度的清 理，使国立故宫博物院多一分艺术，少一分政治。 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一成立就直属於中央政府，1986年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成为内 阁阁员。当政党轮替成为民主政治之常规时，博物院院长政务官的身分对博物馆的专业性 是弊多於利的，故我主张国立故宫博物院应脱离行政院部会，以减少政治干扰。她可以比 照中央研究院，直属於总统府，以显示我国对於文化艺术的专业；也可以成为公法人，接 受董事会监督，以符合博物馆经营自主的正途。这是我任职两年来一贯的主张，最近政府 改造方案已经纳入，如果国会同意，两年後即可实现。 　　然而即使回归到艺术专业，我们得承认事实上博物馆不可能有完全中性的专业，博物 馆人员无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广义的政治成分。博物馆的运作不能无视於时代思潮和社会 情境，当台湾主体意识觉醒、确立时，国立故宫博物院该如何在这块土地上重新立足，如 何让这块土地的子民接受，又如何滋润这块土地的文化，我想是本院所有人员该思考的严 肃课题。这是博物馆的艺术任务之一，当然带有广义的政治性任务。 　　博物馆广义的政治性任务会涉及所谓的国族建构，有的博物馆比较明显，澳洲博物馆 （Museum of Australia）对於在国族建构过程中该扮演的角色便有高度的自觉。它以作 为一个关於澳洲的博物馆自任，要让每个澳洲人能够产生认同，要求能告诉「我们国家」 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告诉观众澳洲的自然史以及澳洲人的历史。 The museum of Australia will be a museum about Australia; a museum with which every Australia can identify. It will tell the past, present and fu ture of our nation─the only nation which spans a continent. It will tell the history of nature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people……..(32) 博物馆的国族建构，过去国立故宫博物院领导人的确努力地做了，但现在国家社会的情势 大异往昔，这条在台湾建构「中华国族」的路显然难以再走下去。本院收藏品当然有它的 不朽价值，但王室品味集千万人之力以奉侍一人之消费，官僚士大夫脱离群众的理想世界 ，以及有闲阶级的玩好，这样的艺术品是否合适建构一个理想的国族-即使是中华国族？ 摆在现前的问题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典藏、展览能给台湾人们提供什麽养分？她如何参与 台湾未来发展的篮图？这些都是我日夜思索的问题。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眼光应该超过民族 主义的籓离，扩大天下之公的胸襟，她的藏品具有深刻的普世人文关怀，所以与其以国族 建构自我设限，不如努力建立多元的文化观，培养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和藉艺术养成 高贵的国民性格，才是正业本务。 博物馆的藏品（或展览）在不同的情境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态度(33)，然而不论把国立故宫 博物院当做中华民族文化的指标，或如在中国时期有人说的封建「逆产」，或是现在台湾 有些人的主张是与台湾无关的外国东西，这些都是不同政治立场的宣示，它们表面上虽南 辕北辙，思考逻辑则基本上很相似。为去除这些纷争，我认为应该回归於艺术本质，才是 正本清源之道。两年前我新就任院长时就提出艺术的本质是美，而真正的美是普世的超越 国家、民族或文化的界限。(34) 博物馆的任务是从人类的艺术品出发，本乎人性，成就人文，阐明过去人类文明的成就， 以丰富现在的人生和未来的世界。 　　国立故宫博物院如果有「真正的美」的典藏（应该是有的），那麽它自然具备了永恒 、普世的意义，其艺术可以温润世人，泽及百代；太强调他的民族性，反而把它的真正价 值看小了。 【注释】 1 1868年法国神父Pierre Heude在上海徐家汇创设震旦博物馆，为中国博物馆之始，又称 为徐家汇博物馆（Sikowei Museum），1872年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华北分会（North Chin ese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在上海创立博物馆，这两所都是外国人 创立的，中国人创建的博物馆始於1905年张謇的南通博物苑。参包遵彭，〈中国近代博 物馆发展之大势〉，台北，《中国一周》，1960,5。 2 《台湾省通志稿》卷五《教育志．文化事业篇》，页274--276，捷幼出版社重印。 3 台湾学者的论述，大概只有朱静华的"The Palace Museum as Representation of Cult ure: The Formation of Canons of Chinese Art History"，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举办「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1600迄今」（二）学术研讨会，2001.9.6－9. 7，台北．台湾。 4 亚里斯多德 《政治学》1253a4，吴寿澎译，商务印书馆 （1965, 1996） 5 《东方杂志》 8:10 〈中国大事记〉，p.14 6 《东方杂志》 21:23 〈中国大事记〉，p.123；沈亦云，《亦云回亿》，p.206，传记 文学出版社，1967。 7 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P.300 附原件影本，Oxf ord University Press,1934。 8 富田昇＜文物流出?背景?诸相＞）《东北学院论集 人间‧言语‧情报》110（1995,3）； Johnston, op. cit, p.293，p.322 9 吴瀛（吴景洲），《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卷1，页3.b，线装，出版年不详，可能在 1932年。 10 吴瀛，前引书，卷1，页4b-5a。 11 吴瀛，前引书，卷1，页43-45。 12 吴瀛，前引书，卷1，页32。 13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先生文集》第四编，p.241，，国民党 党史委员会出版，1980。 14 那志良，《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页10，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1957。 15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二十二年度工作报告及将来计划》，p.1b。 16 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页8，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17 以下徵引的资料出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43次会议述记录」，民 国22年2月8日，见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档案，《中央政治会议述记录》第23册。 18 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页2-3。 19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傅斯年档案」，Ⅲ－601。 20 〈国立中央博物院计划书草案〉，p.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档案」，元 381-1；参谭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p2，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196 0。其筹备原旨最初稿当是「史语所档案」元381-3，傅斯年亲笔草拟。 21 书信存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档案」元498-6-A"收购善斋拓片及铜器 来往函件"。 22 参谭旦冏，前引书，第参、肆章。 23 参杜正胜，〈一个被遗忘的传统〉，《国立故宫博物院通讯》，33:2, 2001。 24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故宫七十星霜》，页191，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25 蒋复璁，《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26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28，1997。 27 关於「集体记忆」理论的述说与检讨，可以参见：萧阿勤，〈集体记忆理论的检讨： 解剖者、整救者，与一种民主观点〉，《思与言》，第35卷，第一期（1997年3月）， 页247-296。 28 参见：Stefan Berger,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 rope Since 1800（London: Routledge, 1999）。 29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故宫七十星霜》前言 页3。 30 蒋复璁，上引书，pp.59-75。 31 黄宝瑜，〈中山博物院之建筑〉，《故宫季刊》1:1, P.69, 1966。 32 Museum of Australia, Report of the Interim Council, Plan for the Developmen t of the Museum of Australia, cited from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 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es, p.150, 33 我且举故宫博物院遇见的极端例子来说明。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後，中国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经亨颐提议废置故宫博物院，拍卖文物，因为这些都是封建帝王的象 徵，也是「逆产」。（吴瀛，前引书，卷2，页30b─32a）。几十年後，国立故宫博物 院在台湾，也有人主张把文物送回北京。凡此极端之论。博物馆人员无不视为乖谬， 不过从革命或独立的立场来说，故宫藏品被认定为专制剥削或外来政权的标识，也不 能说是无理取闹。 34 杜正胜，〈故宫愿景〉，《故宫文物月刊》，209，20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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