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共同的起源︰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国考古学的建立 -兼论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倾向 研究目的与问题意识 一 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图像时，往往有以现在的国族界限当做古代疆域的刻板 观念。「中国」民族起源的新理论，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的格局 1；考 古学家苏秉琦从考古学上，在晚年综合其毕生想法的着作《中国文明起源新 探》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在以往思考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 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当成是历史本身。这在长 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意识型态的大陆考古学界是相当大的突破。他从鬲的研 究表明，中国的古文化有许多的起源，不像以前所说的由中原向四周发展， 而是相互影响着，各有各的方向。商王朝时，周人已在东部兴起。周王朝时 ，秦人已在陇西兴起，周、秦各有来源。而在北方，燕山南北的燕人走的是 另一种发展道路，在南方，活动於江汉平原的人走的是不同于中原的道路。2 而同样是着名考古学家的严文明先生强调地理和气候环境的重要性，认为长 江和黄河流域的优越性，是中国文明首先发生的地方。但在各地的情况不同 ，文明化的过程也有所不同。相互作用，逐渐从多元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 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的格局，这是中华民族具有无穷活力和强 大凝聚力的重要原因。3 两者不约而同的追溯华夏的形成与祖源的荣耀，苏秉琦在〈华人、龙的传人 、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将考古学文化中的陶寺遗址所具有的从燕山北侧 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 」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中华民族传统 光芒所批之广、延续之长，都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後。4 而严文明则以考古 学证明为何中国人自称为炎黄裔胄，强调血统上的认同思想在历史上一直起 着强大的凝聚作用。此乃一种重瓣花朵或多元一体的超稳定结构。5 近二十年来，关於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相当热门的话题。 追溯其原因，可从１９４９年以来，历史文物与考古发现常成为民族在历史 上的伟大象徵。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与外界恢复交流，经济生活逐 渐好转，民族自信心随之恢复，考古学也成为表现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工具 之一。最近引起相当大的讨论与争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国文明起 源」工程，也是民族情绪高涨的表现，与其说它是一种学术上的冲动，还不 如说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冲动(夏含夷语)。 中国考古学与民族主义、历史学之间始终有牵扯不清的关系，张光直先生曾 经指出：「假如中国第一个由国家执行的连续性大规模发掘不是殷墟，而是 一处史前遗址，一个以社会科学为主要取向的考古学便可能在中国诞生。」6 史语所的考古学带有浓厚的历史学性格，而这个历史学性格的考古学使她在 一开始的发掘上又与追寻国族的起源划上等号。 二 民族主义与考古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Trigger和Hodder 指出所有的考古学派，从文化历史学派、过程学派和後过程学派都是在整体 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脉络当中，考古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隐含在考古学的 实际操作中。然而，考古学家们还是很少直接的处理这个问题，其原因可能 对於一个考古学家，不管是国外或当地的都认识到处理这个问题的危险性。 但是，不管是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透过明确的讨论而非隐藏或掩盖这个问题 ，才是应有的态度。7 在中国考古学中，目前对於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更是付之阙如。只有在1995 年所编辑的Nationalism,politics,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在 这本论文集中，关於中国考古学的部份有两篇文章，分别是罗泰（Lothar v on Falkenhousen)与童恩正，罗泰的文章讨论考古学中所谓的「多元一体」 其实是现下中国政治局势反映的一个面向 8；童恩正则是讨论1949年至改革 开放这一段期间，考古学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9。两篇的观察 都是相当正确且深刻的，然而两者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面向，即是中国考古学 家问问题的方式。为什麽中国考古学与民族主义有牵扯不清的关系。我认为 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中国考古学的建立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间的关系讨论起 。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是中国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里程碑。但无可 避免的，在那一个时代，它也在民族主义下滋长，并贡献於中国国族建构。 其缘由之一是当时流入中国的新学术，如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考古学 与历史学，多少皆与「民族」概念声气相通。在「民族」概念下，一民族被 认为是有共同语言、体质（血统）、文化，而在历史中延续的人群。语言学 、体质学、民族学被用来考察各民族范畴与其间区分，历史学则被用来追溯 「过去」，以说明此民族范畴与区分的由来。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有 历史、语言、考古（与民族学）等三个分支部门，也便是此旨趣之反映。10 在考古学方面，同样也是史语所初期配置的考古学，打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产 生密不可分的关系。考古材料的发掘与监定，在民国初年新旧史料观念的冲突 里，是作为区分什麽可以成为历史证据的标准。11这从殷墟的发掘看的很清楚 ，受过考古学训练的李济与没有受过训练的董作宾两者之间，前者在求取一个 历史的整体的观点，而後者於挖掘时尚未摆脱对文字史料的迷恋。李济与傅斯 年一样，在当时的知识界所得到一个典范的地位，在於他们新史料的观点是从 西方来的，被认为是科学的。而且考古学有一套方法说服他们相信，透过考古 学所重建的过去是客观与真实的。这对欲科学的重建古史的民初知识界是有相 当重大的影响的。 虽然说考古材料有其客观的基础，但是「如何解释」考古材料与考古挖掘地点 的「选择」，则不免就看的出主观的成份。考古学在中国一开始和历史学结合 的原因，故然因为中国的历史文献相当丰富，考古发掘不得不参照文献，「一 个铲子下去，非经宋汉唐周各层无法达到新考古学所赖以建立理论的史前阶段 ，硬叫中国考古学家不理会历史问题也难」。12但是，文献所无法上及的史前 部分，中国考古学的浓厚历史兴趣就如罗泰所说的，有一种强烈「历史癖」(h istorical orieantation)13 。从傅斯年、李济到夏鼐都说考古学就是史学的 一部分，这背後的缘由，和寻找民族的源头，也就是所谓的「溯源研究」，追 寻我们的老祖先从哪来，有很大的关系。 14 研究展望与重要性 考古学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扮演着民族认同的角色，根据Diaz-Andreu的讨 论，作为一门科学的训练，考古学在十九世纪的发展，可以视为国族历史创造 下的产物，历史合法化国家的存在。 因为古代史的材料是相当残缺的，大部分 国家缺少历史纪录，所以考古学很明显的就会在团结民族意识当中伴演着很重 要的角色。简单的说，只要我们生存在民族国家当中，民族主义考古学就会存 在。 考古资料或是史前资料天生的模糊提高滥用它的可能，这样的危险性，作 为历史学者霍布斯邦曾经比喻：历史学家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就好向毒品的种植 者和瘾君子之间，我们提供原料给市场。考古学也是如此，今日苏联很多激烈 的民族运动导因於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家对於历史的诠释。了解考古学背後的政 治经济意识即是避免滥用的最好方法。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2.关於苏秉琦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地位，可参阅俞伟超，〈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 座里程碑〉，《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3-9。张 忠培、李季，〈苏秉琦与21世纪考古学〉，《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1)：10-14。邵望平，〈考古学区系纇型理论带来的史学变革〉， 《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5-19。许倬云，〈 介绍「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个新的学术主题典范〉，《汉学研究通讯》16： 3(1997)：345-346。 3.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 出版社，2000)：50-59。 4.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 考古寻根记》(渖阳：辽宁出版社，1997)：88-90。 5.严文明，〈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273-283。 6. K.C.Chang,"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Vol .13,no.2,1981。 7.在英语学术界，关注这个议题在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具体的学术成果展现在 两本书的编辑，Philip L.Kohl and Clare Fawcett eds. "Nationalism, politics ,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 95. Margarita Diaz-Andreu and Timothy Champion eds."Nationalism and aecha eology in Europe"London:UCL Press 1996. 8.Lothar von Falkenhousen,"The regionalist paradigm in Chinese archaeology" Nationalism,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9.Enzheng Tong,"Thirty years of Chinese archaeology(1949-1979)"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0.上述观点的启发，部份来自王明珂老师的启发，有些是当面与他面谈所得：有些则是 来自阅读他的着作所得，相关的讨论，可参阅王师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 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3(2002):583-624。 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近代国族建构中最重要的想像、创造，与因此造成的与『过 去』之间的断裂，应导因於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与考古学在国族建构中之运用。 」。 11.王泛森，〈什麽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新史学》 8：2(1997)：93-132。 12杜正胜，〈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考古、文明与历史》(台北：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112。最近杜正胜老师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的 演讲会提到这一段的学术史，他认为：「史语所的发掘殷墟是思考学术史问题而作的 政策决定，....史语所考古学所带有的浓厚历史性格，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偶然。.. ..... 在耻辱感的煎熬下，史语所担待一个使命，要在学术场上争霸，学术民族主义 使史语所扮演另一个爱国的角色。」杜正胜，＜旧传统语新典范＞，《庆祝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演讲会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3）：1-14。此篇文章後收在《当代》200(世变与史学专辑)(200:4):24-43。 13.Lothar von Falkenhausen,"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257(1993):839-49. 14.固然文化─历史(Culture-history)学派的考古学在解释时倾向做历史的解释与比 附，但中国考古学的确有种强烈的历史僻。 15.Magarita Diaz-andreu,"Archae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Spain"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 ty Press,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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