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台湾，还是爱邻人？ 台湾的两个世界 杨照 　(20040403) 这简直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指的不是泛蓝的世界和泛绿的世界。 日前，如果你去总统府前，或者时时刻刻紧盯着电视新闻看，那麽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充满 危机冲突，几乎在政变或战争边缘的世界。一个激情、愤怒的世界。然而如果你上班上学 不会经过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你关掉电视或只看日剧韩剧乡土剧，那麽你会感受到一个 再正常不过的世界，甚至正常到有点无聊的地步。 如果你依照选票去涂台湾地图，蓝的或绿的，得到的是一个以大安溪为界分裂开来的番薯 。一边一国，有人说：一国两制，另外有人说，如果你是北部那一国的，现在就去台南或 高雄；要不然被归类为南部国的人立刻动身到新竹或台北，你不会有任何「跨越边界」式 的凛然怵然感受。你找不到物质的或象徵的或文化的，划开所谓「两国」、「两边」的界 线。 为什麽会这样？为什麽同样一个台湾，换了不同角度看出来，却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 世界？ 用政治的眼光看，台湾在巨变中，台湾在朝两极（或更流行的说法叫「双峰」滑走。 可是离开政治，台湾却是个高度正常化、高度规律化（routinized）的社会。 哪一个角度看去的，才是「真正的」台湾？ 「真正的」台湾，应该是一个仍然对政治充满激情的社会，不过政治与日常生活却在成年 中快速调整了关系。政治不再是隐约藏在生活每个面相背後，随时可以发动干预影响的巨 大「超因素」，像在威权时代或抗争时代那样。台湾已经明确出现了处於政治的公共生活 领域，或者说，台湾人的公共生活领域已经大幅扩张到非但不被政治所笼罩、控制，反过 来将政治吸纳成为它中间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而已。 政治在社会上的地位与角色已经改变了，然而政治修辞却没有应随这样的变化调整。王德 威教授在研究晚清小说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共产中国的叙述修辞大策略，那就是「未 来完成式」。有过去、有未来，可是如何由过去过渡到未来的「现在」部分，独独被遗漏 了。借用王德威的洞见，我们看出：台湾主流政治论述，这十几二十年来其叙述模式，一 贯是集中聚焦在「现在」、「现实」上，过去与未来不过是陪衬「现在」而方便动用的装 饰罢了。 「现在」为什麽如此重要？从国民党的角度看，「现在」可以合理化过去，「现在」 的成就是他们权力正当性最主要的来源。不管过去发生了什麽事，「现在」大家都过得很 好不是吗？甚至也可以倒过来申辩：「现在」大家能有这种生活，不就证明、肯定过去所 做的都是对的、都是必要的了吗？ 没有中立语言存在的空间 党外延续到民进党，曾经努力引进历史的因素，试图逆转这种「现在」修辞。「二二八」 、「白色恐怖」、「民主运动」都是被大力动员的记忆资源，用过去质疑现在、用过去在 现在的体系上冲撞出裂缝来。不过二○○○年，民进党转而作为执政者，这套策略就变了 。「政党轮替」成为民进党新「现在论述」的大魔咒，要卫护难得的「政党轮替」，不要 让国民党复辟卷土重来，是民进党对选民的主诉求。在把国民党打成「过气」、「过去」 代表的同时，民进党也就将自己建构成站在「现在」这一边了。 这是台湾主流政治叙述，在时态上的特色。不过除了时态，这套主流叙述，还跟心态有密 切关系。这是一套以对立、对抗为核心的模式，也是在对立对抗中，抢着将对方妖魔化的 叙述模式。 对立对抗不仅只存在於批评、辩论中，而是普遍渗透进叙述里。在我们的政治语言中， 几乎到了不先找出坏蛋、不先指出邪恶所在，就没办法进行叙述的地步。谈台湾政治发展 时，语言总是控诉型的、斥责型的，没有中立语言存在的空间。 我们要如何诉说台湾民主化历程？如何诉说两岸关系变化？如何讨论政党政治或宪法争议 ？甚至政治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社会福利的应然与实然？台湾文化的内容？…… 大家不妨实质试试看，在进行叙述的过程中，到第几句话，对立对抗与指控就无可避免地 浮现上来呢？有时候甚至不是叙述者主观一定要站什麽样强烈立场，而是他所能具体使用 的语言，本身就带着对立对抗与指控的意涵（implications）。 如果只听主流政治领域的语言，外人会错觉台湾是个道德意识高涨的社会，因为那些人用 的都是道德辞汇。诚信、谎言、贡献、破坏安定、背叛理想……那麽多辞汇有着同样的特 色──带着强烈的是非性。 台湾人真的那麽在意在乎道德吗？不是吧！对抗对立中，道德是取消对方立场的有效工具 ，所以就被大量采用了。在其他生活面向上，台湾人对於道德是非的暧昧性，很有弹性很 能忍耐，然而惟独在政治上，道德是非，绝对是非，却设定了修辞的主轴。 道德修辞、是非修辞产生的一个效应是「取消中间」。这边绝对的对、那边绝对的错，如 何评断是非，就表示你是哪边的人。认为民进党执政成绩不好，就被绿营视为敌人、被蓝 营拉来当同志。批判国民党过去威权统治的错误，蓝营马上当你是「绿的」，绿营人也很 乐意把你染得更绿。没有中间势力、没有中间人物，从客观认知上都被切割开来了。 情绪理所当然的爆发 十几年前，民进党刚成立，与国民党间剑拔弩张时，胡佛、李鸿禧、张忠栋、杨国枢…… 这些学者是「中间人士」，所以他们能担负起协调、沟通两边的责任。四年前，李远哲和 「国政顾问团」里大部分成员，在社会观感上是「中间」的，所以他们决定挺扁，才能造 成民意上的倾斜。今天两大政治阵营形成僵局时，还有谁能协调、能沟通吗？不是今天的 社会名流们协调、沟通的本事退化了，而是「中间」身分与地位，在主流叙述模式逼挤下 ，神秘消失了。 道德修辞、是非修辞产生的另一个效应是「妖魔满天飞」。对抗、对立表现而为绝对善恶 ，於是就存在了许多「绝对的恶」。政治领域里的歧见、争议，不再是一时的、个案的， 而是出於善恶对立。每一项歧异、每一项争议，双方就都把别人刻意、塑造成妖魔，怎麽 能不「妖魔满天飞」呢？ 在日益规律化，甚至有点犬儒化的社会里，惟独政治领域还在不断鼓动激情。於是台湾人 的集体精神状态，无可避免分裂了。平常时候是慵懒近乎无赖的，遇到了政治就精神抖擞 、激烈慷慨。平常时候将愤慨、悲哀、狂喜、仇恨等种种情绪掩藏得很好，每个人都像是 训练有素不会得罪客户、消费者的业务人员、服务人员，可是一碰到政治，这些情绪就理 所当然爆发出来了。 分裂的精神状态，又制造了更严重的失衡。大家都把经验中造成的压抑，全都保留在政治 与政治修辞上来表达、来发泄。族群的不信任是存在的，但一般生活中却被善意掩盖着、 闪躲着，保留在政治上才无情地涌冒出来。阶级间、贫富间的怒怨也是存在的，但一般生 活中被普遍励志哲学给壅塞了，只有到政治场上才大肆奔流。 所以制造了一个社会、两个世界的奇景。所以政治人物彼此之间，找不到可以宽容、并存 的策略。所以犹豫的人到了政治群众场上变得果决坚持，怯懦退缩的人讲起政治争议也会 说出激进冲动的话。 我们活在分裂的两个世界中，这是事实。问题在：我们要让两个世界的分裂结构继续维持 ，还是能够想想办法重建一个不那麽分裂的集体精神情境呢？ （杨照，作家，电台主持人，新新闻总编辑。着作有小说、散文、评论和运动杂文等多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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