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专业─城市文化 谁的城市谁的家 ◎龙应台 　(2003.05.11) 在一次盛大的国际会议里，一个荷兰代表问我，「台湾不是福尔摩沙吗？为什麽你 们不称台湾福尔摩沙呢？ 很容易发音啊。」 我说，「你们怎麽称你们的国家？」 他说，「The Netherlands.」 「请问，」我客气地说，「你们为什麽不称它为 He-Lan 呢？我们说荷─兰。很容 易发音的。」 他楞了一下，不说话。 我也就打住了已经到了嘴边的冷冷的话：用自己的语言为自己的土地命名，好像是 天经地义、不必解释的事吧？ 很多上海人以「新天地」为荣，很多台北人对「新天地」赞叹不已，同时叹气，「 台北没有这样的地方。」 破旧拥挤的石库门老房子拆掉，让崭新的楼房建起，而崭新的楼房又维持一种古旧 的情调，夹杂着刻意留下来装饰用的石库门片段残垣。讲究的饮食、流行的音乐、前卫 的艺术与时尚，使外国人以为找到了想像中充满东方情调的古典上海，使上海人觉得自己 的生活品味与纽约、巴黎同步同曲，找到了想像中的现代。破败的老区一眨眼变成一个 城市的地标、一种新文化的象徵，上海决策者的机灵和香港开发商的精准估算不能不让 人佩服。 开发商懂行；「新天地」是按照一定配方成分调制出来的文化产品。几分古老帝国的 衿持加几分租借文化的放肆、几分共产主义的严峻混一点资本主义的夸张，混合得恰当 ，既向西方人贩卖了中国的古典又向中国人推销了西方的现代。同样一个处方，同样一 个产品，不同的买主却买到了截然不同的东西，而且各自兴高采烈。 「新天地」的开发商本质是市场和消费行为的分析专家，可是当产品是文化时， 他就变成了一个最精准的文化观察家。 可是我一直无法忘记那个老妇人。那时「新天地」还没有出现，只是整个上海变成 了一个拆除大工地。老房子整片整片地在机器声中轰然解体，灰飞烟灭散成瓦砾颓墙， 像战後废墟。在一片望不见尽头的瓦砾堆中，我看见一扇门框还危险地站着，孤伶伶、 摇晃晃地站着，门框下坐着一个黑衫黑裤梳着发髻的老妇人。车子经过她时，我可以清 楚地看见她脸上又密又深的皱纹，一脸的茫然。 不要为她担心，上海人说，政府会安顿的。她会迁到郊区公寓楼里去，会有现代化 的抽水马桶可用，比石库门舒服多了。 车子疾驶，我回头看，瓦砾堆上守着门框的老妇人越退越小，很快就不见了，可是 那张废墟上的门，像一个歪歪斜斜的问号，令人不安。 「新天地」在瓦砾堆上艳丽大方地站起，给大都会的新兴阶级带来尊严和快乐，给大 都会本身定下一个价值的新座标。流行、进步、国际化，种种抽象概念在这里被具体定义 ，透过物质（譬如各国品牌的啤酒）以及文化作为商品（譬如爵士乐、普普艺术，譬如 法国的气氛和感觉）。 有什麽不对呢？你自己不是一直在大声呼吁重视文化产业？「新天地」难道不是一个 老社区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典范？ 把「新天地」孤立地来看，是的，它是一个成功的开发典范，但是从城市发展的整体 来看，有太多「开发」者不能回答的问题： 都会新兴阶级的需求当然必须得到满足──剧院、美术馆、音乐厅、高格调的酒 馆、餐厅、沙龙等等，可是那个独坐废墟的老妇人的需求，可能不是美术馆音乐厅而是与 邻居声气相通的小巷弄，可以打太极拳的小公园，可以大声笑闹的戏园子。她的文化权 谁在照顾？大都会里有多少像她这样的老妇人？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几？大都会的年度 预算中又有百分之几是用在她们身上的？她所享受到的社会资源与新兴阶级的比例如 何？ 换一个问法：黑衫黑裤梳发髻、孤单坐在瓦砾堆中的老妇人，属於她的「新天地」 在哪里？ 老家，变成瓦砾；抽水马桶，变成未来的象徵。也许都是美意，但是，有没有人问 过她的意见？她有没有权利决定她要不要抽水马桶？如果没有，为什麽没有？如果有， 到什麽程度？也就是说，市民与城市的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在上海的「 契约」书上，她的文化权是什麽？或者说，像她这样的「小市民」有没有权利参与决定 这个城市的未来？ 这不是商人可以回答的问题，却是政治家必须思索的问题。 新兴阶级在「新天地」会晤朋友，开记者会座谈会，散步逛街聊天听音乐，喝进口 的啤酒买名牌标签的服装。每个人都听过「後现代」、「国际化」、「全球化」的术 语，感觉自己是其中的一部份，尤其是当自己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和纽约人巴黎人一样时 。「与国际接轨」是另一种说法，带来同样程度的乐观信心。 可是，等一下，究竟什麽叫「国际化」呢？是谁在给「国际化」下定义？「国际 化」是双向的──西方人向东方人看齐，东方人向西方人学习，还是单向的──全世界 向西方看齐？或者，更可疑的，「西方化」事实上就是「美国化」？当开发商把石库门文 化从实质内容转变成边缘装饰，在「新天地」推出法国的时装、德国的啤酒、台湾的餐 馆、美国的音乐，并且藉着消费物质「顺便」提供新的价值观时，人们是否曾停下脚步 思索：上海的国际化究竟是什麽？它与东京、香港、汉城的国际化有何不同？它参考比 拟的对象是开阔型的纽约伦敦还是内敛型的罗马柏林？ 在急速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占什麽样的一种位置？它是内容还是装饰？ 内容到什麽程度，装饰成什麽面貌？ 在都市「新天地化」的过程中，上海本身的历史与性格应该如何对待？它是主体还 是──你容许它变成客体？ 在新兴阶级的品味逐渐成为强势的时候，底层的庶民文化要得到什麽样的尊重或者提 昇？ 都市的改造不只是拆房子建房子；拆什麽建什麽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文化的抉择 ，透露出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的想像。老屋代表着生活方式、处世态度，甚至 生命哲学。拆老屋建新屋，就是以不同的空间格局塑造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处世态度、生 命哲学。它不仅只是土木工程，它是文化的开启与创造，是我们传承给下一代的生命哲 学。 这麽重大深沈、影响长远的问题，岂是一个「开发」的经济问题而已？ 我站在「中山堂」三个字下面，望向广场。淡淡的阳光，微微的风，光着上身的少年 在溜滑板，年轻的女人推着婴儿车，老人家拄着柺杖散步。是的，这是台北最美好的广场 ，它没有市府广场那麽疏离，也没有总统府广场那麽冷峻，倒像一只盛着透明爱玉冰的小 碗，吸引着人们手牵手走进来，彼此靠近。 广场是都市的自然舞台，以太阳作专业灯光，清风明月为特殊效果。它可以阅兵， 展现强人实力。它可以聚众示威，呈现民间力量。它可以变成坦克车的屠杀场，但它更可 以是人们约会散步、纳凉休息、听音乐看表演的地方。整个罗马城的文化都展开在 广场上。 这个爱玉冰碗似的广场，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是用来欢迎天皇、制造「万民欢腾」景 象的。国民党来台以後，成为万人聚集高喊「光复大陆」「蒋总统万岁」的地方。不管什 麽时代，不管什麽人统治，中山堂广场都是统治者的自家庭院，象徵权力。 七十年为统治者服务，够了；我要把这个广场转化为市民广场。 歌仔戏在广场演出时，老人家们很早就来占位子。很多人穿着汗衫、趿着拖鞋就来 ，手里摇着一把团扇。有的阿嬷背上还用大花布绑着婴儿。月亮升起时，戏台上锣鼓沸 然，戏台下欧吉桑欧巴桑边看戏边评头论足，花脸上台时一阵轰笑。 「蝴蝶夫人」搭出了舞台，广场上就涌进了一批不同的脸孔。老师带着全班小学生 ，大学生穿着牛仔裤，文质彬彬的中产阶级带着一家四口，年轻的母亲牵着孩子的手，人 们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汇集。广场上摆出了两千只凳子，还有三千个人得席地而坐。清越 的歌声缭绕，风轻轻吹起树叶，五千个人寂静无声。 「梁祝」是台湾人记忆最深最动感情的「国歌」，四十年尘封不见，我想把记忆重 新打开，把感情释放，在星空下。 这样一个夜晚，广场像一个巨大的魔力磁铁，辐射出记忆的幽幽召唤；有人从高雄开 车赶来，有人从旧金山特别搭飞机回来。六千张凳子一转眼就坐满，还有五千个人站着 看。星空瞬间乌云密布，冬天的雨，直直落下。「楼台会」里的英台正唱到凄切婉转之处 ，冷雨中，台下一万个人，不动。 每一个景象，都彷佛农村时代在庙埕前搭出野台，村人「把酒话桑麻」的情境，台 北市变成台北村。掌声在雨中激动响起，英台和山伯出来谢幕。一只白色的老土狗不知什 麽时候走上了舞台，就在那舞台中央灯光亮处抖了抖身上的雨水，懒懒地趴下来，闲闲 地看着台下的万人空巷。 我知道，我们已经向历史夺回了一个广场。 龙应台，你错了。它并没有变成一个彻底的市民广场。歌仔戏、欧洲歌剧、梁祝， 不管吸引了多少人，都是官方主导的文化活动。尖刻一点说，这些活动和集权政府用载 歌载舞大型活动制造「普天同庆」、「万众一心」的做法本质上差别不大：都是执政者 用权力和纳税人的钱举办活动来达到某种目的，唯一的差别（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差 别）只在於，集权政府有政治意图而你有文化意图。可是两者都是从上而下导师式的菁英 思维，人民被当权者「教化」、「培养」、「提昇」。那界定广场意义的人，对不起，仍 是政府，不是市民。 当中山堂广场真正由市民「向历史夺回」时，广场上可能有许多艺术家当场作画， 有音乐家演奏、戏剧家表演，小丑献技，锣鼓喧天像今天一样，但是每一个活动、每一场 表演都是民间自发的。市民自己有能力有财力组织自己要看要听的节目。政府，给我站一 边凉去。 这样的市民不会在享受了一场市府广场上的耶诞狂欢晚会之後就觉得市长很好，也不 会在参与了总统府广场的豪华跨年晚会之後就觉得总统很英明。他反而要认真质问政府 花钱办活动、做宣传的隐藏动机和正当性。 这样的市民，并不多；中山堂广场距离真正的市民广场，还有一段路要走。值得思 索的是，摆上六千张凳子就可以把一个广场变成剧场，但是我们如何把威权时代摇旗呐 喊的群众变成独立自主的市民？如何把政府变小、市民变大？？ 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化不从自己的村子出发。没有一个值得爱的城市不从市民的情 感开始。没有一个自尊自重的国家会容许别人来为你命名。没有一个广场，不泄漏一个 城市的底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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