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之路 杜正胜 於剑桥大学的演讲稿 一、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史学期刊「新史学」 1990年春天，以中央研究院青壮辈的历史学家为核心，结合当时台湾有活力的同行 ，创刊一份新的历史学术刊物，称作「新史学」。十余年来「新史学」甚获好评，一般 认为最具有资格代表台湾史学界的刊物，它要扮演的角色，有点接近Past and Present 在英国，或Annales在法国。我没有要拿刚刚进入第十三个年头的「新史学」和已经出刊 五十年的Past and Present，以及超过七十年的Annales作比较的意思，不过举各位所熟悉 的欧洲史学期刊作比喻，也许可以使各位比较容易理解我今天要讲的课题。 「新史学」期刊没有国王，它是由我这个世代以及年轻一辈的学者所共同组成的史学社 群。然而作为这份期刊的创办发起人，期刊名称的裁定者和发刊词的撰写人，应该有资 格来向各位说明台湾的史学改革——也就是新史学运动。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在现 代世界学术圈里，处於边缘地带，不会引起世人的注目。不过，过去五十年的发展，台 湾在各方面的改变和成就，形成所谓的「台湾经验」，对转型社会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台湾经验，除了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蹟和宁静政治革命外，还有文化转型和调适 的问题，後者还谈不上作为成功的典范，目前毋宁说正陷於混 乱的状态，但它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否认的。所谓「混乱」是表现在国家、民族或文化认 同的矛盾、冲突，在各种学门中，史学与这个问题的关系最密切。如果能从台湾五十年 来史学的变革分析台湾当前认同的歧异，也许可以做为人类探寻自我和调适文化的一个 样本。那麽台湾作为社会科学的实验室(1) ，在经济、政治之外，还有文化的意义。 「新史学」期刊是史学改革运动中与现实社会保持较远距离的一环，但如果不把 它放在台湾史学脉络中观察，也无法真正了解。本人荣幸地应邀来这个世界学术重镇— 剑桥大学报告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除了介绍史学社群内学术的传承与转变，也想 和各位一起考察台湾历史学者与时代社会的互动，回顾过去，并思索未来新史学的道 路。 注释】 (1) 这里借用台湾大学社会学系陈绍馨教授的概念，他在1966年发表〈中国社会文化研 究的实验室--台湾〉一文，收入他的《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台北，联经出版 公司，1979 二、台湾史学的起点—1950年 　　台湾的史学发展当从1950年开始，在此之前，清帝国212年（1683-1894）的统治没 有培养学问家(2) ，日本五十年（1895-1945）殖民後期建立的短暂学术传统，当她战败 退出台湾时，也随之断绝。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有一些历史学者随之来台，其 中的领袖人物可以算做近代中国新史学的第一代人物。过去五十年台湾的史学是这批人 及以後几代学生的业绩，所以台湾的史学传统，离不开二十世纪初期在中国发展的新史学 。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止前一年（1944）出生的台湾人，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并且宣 布长期戒严的第二年（1950）进入小学。「新史学」的发起人和我一样都不曾受过日本教 育，都在国民党戒严体制中长大。像我1960年代中期才就读大学的这个世代，大多受教 於中国新史学的第二代学者，只有一些人有机缘接触到第一代历史家，我是少数幸运者 之一。 　　逃避共产党而来台湾的第一代历史学者，思想上多属於自由主义，或多或少带有民 族主义，即使有一些社会主义普遍都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主要聚集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和台湾大学历史系。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同时也是台湾大学校 长；史语所的研究人员同时也在台大历史系任教。1950年史语所是台湾唯一从事史学研 究的机构，台大是台湾唯一培养历史学者的学校，因此讨论台湾史学的发展，不能不溯 源於史语所。 【注释】 (2) 《台湾省通志稿》卷六《学艺志》、卷七《人物志》，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 以及台湾清朝编修的各种地方志可以证明我的论断。 　 三、史学以求真为本务：傅斯年与史语所 　　史语所，1928年成立於广州，创办人是上面提到的傅斯年（1896-1950）。傅先生是 北京大学文科高材生，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当年毕业，赴英国伦敦大学 大学院学习他在中国早已向往的实验心理学，受教於权威学者Spearmam教授。傅先生早 年是个「科学迷」，相信自然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故多涉猎科学方法的通论着述。他 在伦大三年多，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研读近代物理学，不久转而攻读藏语、梵文等东方语 文(3) 。不论在中国或欧洲，傅斯年虽然都不是历史系科班的学生，但当1926年返国 时，他的史学思想已经成形，准备在中国进行一场深刻的史学革命(4) ，第二年傅斯年 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同年蒋介石的政府在南京成立，当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 培创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是蔡先生北大时期的学生，乃建议蔡先生设立历史语言研究 所。 　　中央研究院以研究自然科学为目标，史语所是中央研究院第一个人文学研究所，甚 至也可以说是1950年以前唯一的人文研究机构(5)；把人文学者放在自然科学家之中的特 殊结合，与傅斯年的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他向蔡元培院长解释史语所研究历史只要使 用新工具，增加新观念，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同列，他并且保证，研 究的态度和方法如果不能符合自然科学的要求，史语所就没有设立的必要。傅斯年以自 然科学的方法来看待历史学，这是从大学到欧洲留学一贯的态度，借用他的话说，历史 虽是旧领域，但史语所采用的新工具和新观念则可为它注入新的生命(6)。虽然早在1902 年清帝国改革派梁启超发表过〈新史学〉一文，提出一些新观念，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 运动，还是以1928年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目标和方法最为鲜明，可以当作发轫的代表而 无愧。 　　傅斯年新史学的特色是确定第一手史料的权威性，譬如档案、碑刻、日记、书信 等。历史研究仰赖这种史料在近代欧洲，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虽然已变成常识，但在 文献着述传统极深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新观念。何况他建立的史语所研究团队最关 心的方法是利用考古发掘、语言和民族调查所获得的新资料研究历史，这种努力扩充研 究资料的制度即使放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学术潮流，也一点都不逊色。傅斯年的名言 ： 我们不是读书的人， 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7) 可以作为史语所新史学最生动的写照，和最扼要的宣言。 　　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在扩充新材料之外，还有一点是扩充新工具，他所谓的新工具即 是新学科。当时他认为对历史研究有帮助的学科如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和天 文等，史语所则发展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一般来说，考古学、民族学与史学的结 合比较成功，语言学和历史自从建所以来就不曾充分整合。後来由於种种因素，1950年 代民族的部分独立成为民族学研究所，而语言学部分也在长期的蕴酿後，终於在二十世 纪快结束时分离了，那时我是史语所所长，距离创所将近七十年。 　　我比较详细地介绍傅斯年在1928年所提出的新史学的思想，重视史料这点不但 为1950年以後在台湾的史语所所继承，也因为史语所属於台湾史学界的领袖地位，影响 相当深远。史学基本工作在於考订史料的真伪，这种尊重资料的求真态度遂成为台湾史 学的共通成分。即使後来有人不满意傅斯年或史语所把史料研究的重要性抬得那麽高， 对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也有所曲解，但他们绝不挑战「史学追求真相」这个 严肃的任务，因为历史研究如果怀疑或放弃求真，那麽学术距离政治就不远了。这 是1950年以後之台湾史学与中国史学最大的差异之一。 然而傅斯年所重视的史料传统文献以外的新史学，田野的新史料，这点在台湾并没有深 入到历史学界。只有史语所努力地奉行这个原则，1960年代该所进行一项大规模的集体 研究，在所长李济的领导下，撰写「中国上古史」，就是利用考古发掘资料而建构古史 的新史学(8)。 【注释】 (3) 参王泛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页37-5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1995。 (4) 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 《中国文化》12，1995.12；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 创立〉，收入杜正胜、王泛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 念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 (5) 1929年中央研究院设立社会科学研究所，1934年取消，其民族学研究并入史语 所。 (6) 「史语所档案」元字198号之1。 (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 1928。 四、史学反映时代精神：沈刚伯 　　在国民党戒严统治下的台湾，历史学者虽然没有充分说话的自由，但可以有不说话 的自由，不像中国连後面这点小小的权利也被剥夺了。1950年以後的台湾历史学者，只 要不去碰触政治禁忌，基本上是可以享受有限度的学院自由的。以研究史料为主的史语 所遂能被戒严的大环境所容忍，而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从事脱离人群、社会与时 代的历史研究。讽刺的是，与世隔绝绝非傅斯年的行径，他个人参与很多国家大政的讨 论，也发表强悍有力的政治评论，毋宁是太关注时代与社会了，然而他的史学思想却塑 造一个与他自己的风格完全不同的研究团队。 　　来到台湾，傅斯年的任务是出掌台湾大学，可惜不到两年，便因病去世（1950）， 对台湾大学的历史研究产生影响的是他的朋友兼同事，文学院院长沈刚伯（1896-1977） 。 　　台湾大学原来是日本殖民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1928年建立，与史语所同年。它的 文政学部设有史学科，仿照日本国立大学体制，分国史（日本史）、东洋史（中国史） 、南洋史及西洋史诸学门，设讲座，由着名学者主持，如文政学部首任部长藤田丰八即 是东洋史讲座教授(9)。然而由於学生人数有限，台湾人尤其少，只有2名，所以日本的 史学在台湾并没有生根，而当日本战败撤离後，台北帝国大学的史学可谓完全断绝，到19 49年乃由从中国来的历史学者填补这个空缺。 　　沈刚伯稍早就到台湾，1948年应邀来台湾大学短期讲学，适逢国共内战转剧，遂留 在台湾，并且推荐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沈傅两人的交谊可以追溯到留学欧洲时期。 1924年沈先生入学伦敦大学大学院，研读埃及学及英国宪政史，1927年回国，亦任教於 傅斯年所执教的广州的中山大学，不久傅去创办史语所，沈亦转任南京的中央大学，直 到来台为止。沈先生担任台大文学院院长长达二十余年，到1972年才退休。当时台湾的 大学少，台大又是台湾最着名的大学，所以1970年台湾培养出来的人文学者，多少皆受 到沈先生的影响。 　　关於沈刚伯的史学思想，针对史语所建立的历史研究规范，首先他认为史料并不一 定可靠，即使日记和书信等第一手资料也不例外，而且无法求备求全；要以这麽具有先 天缺陷的资料建立精确如自然科学的历史学，是不可能的。其次，他同意历史家的任务在 求真，但他更体认从史料到历史「真相」过程的复杂性，其中难免受到历史家有意或无 意的影响。沈刚伯说，同样的历史事件和史料，因为历史家选择的不同，解释和认识都 会不同。换言之，他认识到历史家对研究的进行和结果具有主导的作用(10)。从傅斯 年，我们看到Lord Acton（1834-1902）的影子，从沈刚伯我们听到Sir George Clrak （1890-1979）的声音。傅斯年、沈刚伯是同时代的人，其差异有个人因素，也有时代 因素。 　　1968年史语所四十周年所庆，沈刚伯应邀发表专题演讲「史学与世变」。这是他的 老友傅斯年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史学专业研究机构，老友谢世已经十八年，主持人史语所 所长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也是沈先生在台大的同事，考古人类学系系主任。这场演 讲沈先生很委婉地指出史语所的新史学与时代社会脱节，他坚定地强调史学不只是书本 作业，史家也不是象牙塔内的冥想者，史学必须跟着环境转变而不断变化，时代社会的 转变愈快愈大，史学也随之愈新，所以历史家要清楚地体认时代社会的脉动、掌握「时 代精神」（Zeitgeist）(11)。 　　沈刚伯并未否定史语所追求客观历史的新史学，只是他对史料所可能发挥的功能不 如傅斯年那麽乐观，而对历史家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担负的角色则赋予更大的关注。他比 傅斯年更远於Ranke而近於Collingwood，认为历史家研究的过去是仍然活到现在的过 去。新史学不应该与社会脱节，但像他这麽深信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家，在专制独 裁的戒严统治下，如何反映时代，能反映时代吗？我是1970年代初他最後一个指教学 生，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仍然迷惘。 　　台湾的史学家在他的影响下（如果有影响的话），戒严时期曾经发出几声追寻自由 的呐喊，但最近十余年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历史家体认到时代社会的脉动了吗？我也 不能无疑。历史家如何在他的着作反映他对时代社会的认识和判断，的确是一大考验。 沈刚伯一生笃信自由，体察时代精神，但他执教的台大历史系在台湾民主化後却转而保 守，与台湾社会脱节，和傅斯年之於史语所相对照，不能不说是另一种讽刺的现象。 　 【注释】 (8) 参〈中国上古史编辑计划的起源及其进行的过程〉，《中国上古史（待定搞）》第 一本，P.i，史语所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1972。 (9) 参陈伟智，〈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简介〉 ，http://www.lib.ntu.edu.tw/spe/taiwan/academic/nol-ch2.htm；林秀美， 〈台北帝大文政学部简介〉，http://info.ntu.edu.tw/alumni/index6/photo.htm。 藤田丰八事略参看〈罗振玉书藤田博士墓表〉，《剑峰遗草》，日本，东京，三秀舍， 1930。 (10) 杜正胜，〈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收入杜正胜、王泛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 (11) 沈刚伯，〈史学与世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0上（1968）。 　 五、社会科学方法进入史学：许倬云和《食货》 　　史家与时代社会互动而激发新的研究，的确不易，新史学的「新」，恐怕得回归到 史学技艺的传统才比较容易看到具体的成果。1949年以後台湾虽然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 时期，然而和中国不同，台湾没有与外界隔绝，历年一批批学生出国留学，返国者多会 带回来新的学术思潮，只要不犯政治忌讳，是容许存在的。这是台湾学术界的普遍现 象，史学也不例外，第一波是自美国引进社会科学方法，时间在1960－70年代，最具影 响力的学者是许倬云（1931-），学术期刊是《食货》。 　　许倬云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学位後返国，同时在史语所和台大历史系任职，後 来并且担任系主任，我在他主任任期内念完大学。上面讲过，史语所和台大历史系是台 湾史学最主要的两个重镇，许先生乃更容易发挥他的影响力。他的专攻虽然是中国上古 史，不过他提过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各种专史和断代的学生多肯定这种新的研究 方式。他留在台湾的时间虽然不满十年，但经过他的努力，社会史在台湾的史学领域 中从默默无闻而变成主要的角色。 许倬云与一批朋友，其中不少是留学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 和心理学，创办一种社会科学杂志《思与言》。他们不满意史学只作史料考证的工作， 鼓吹运用社会科学辅助史学以历史解释(12)。其假设的论敌大抵是在历史研究最有影响 力的史语所，当时史语所的史学在史料的大招牌下变得更机械化和琐细化，被批评为专 做小问题的考证。 　　《思与言》创办之初还抱着学术参与的学者在那个时代可以称作自由主义者，他们 温和地要求自由和民主，代表所谓知识分子的良心，许倬云是当中最活跃的一位，他备 受各种压力，最後不得不在1970年离开台湾到美国任教，直到1998年退休。不过最後二 十年，许倬云与台湾史学界保持密切的连系，对台湾史学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影响。 　　在许倬云离台赴美的第二年，一种比《思与言》更学术的历史刊物《食货》再度在 台湾问世。《食货》是老牌的社会经济史期刊，1934年陶希圣创办。陶先生是1927年爆 发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角之一，後来他有感於论战流於政治理念的宣传，於是退出论 战，鸠集一批学生，收集中国历史文献的史料研究社会经济史。这个团队的研究成果就 发表在《食货》上，对30年代的中国史学颇有刺激作用，其中不少人後来成为着名的历 史学者。 　　陶希圣（1899-1988）毕业於北京大学，也可以算是中国新史学第一代的学者，但不 像其他第一代有留学的经验。他专攻法律，从「礼」和「律」解剖中国社会的特质与发 展，其历史研究可以称作为「礼与律的社会史学」(13)。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前 夕，《食货》停刊，陶希圣投入政治，经历很大的政治风险，这里不能详述，1949年随 蒋介石到台湾，仍然是蒋的核心幕僚，大约在1960年以後才逐渐淡出政坛。 　　采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以研究历史，是陶希圣自1930年代以来一贯的主张(14)， 但1971年在台湾复刊新《食货》，其社会科学是美国的品牌，与老《食货》带有马克思 主义色彩者不可同日而语。真正在推动这个风潮的是他的儿子陶晋生，也是留学美国返 回台湾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所以和1960年代台湾已经启动的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 的风气正好前後相承接。 　　新《食货》延续长达十七年之久，我这辈学者首先是读者，後来变成作者，有些人 则成为编者，我即是其中之一。《食货》引用的社会科学方法，主要是计量分析和心理 分析，在美国都曾经风行一时，也有少数成功的着作，然而中国史料（尤其是近现代以 前）却很难应用。中国传统缺乏数据观念，即使有，也不精密；至於记录个人心内的资 料更少，过去几十年只有明清族谱的分析研究稍有成绩(15)。不过社会或经济史的历史 研究在这次的新史学运动中逐渐与政治、军事、学术和思想等传统史学的重要领域并驾 齐驱，虽然总体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此後比较有成就的历史学 者多是社会经济史家，或与社会经济史有关系，尤其以1970－80年代成熟的学者最为显 着。 【注释】 (12) 参《思与言》社论，〈史学可走的路〉，2卷4期（1964.11）和〈有感於当代史学 〉，3卷3期（1965.9）。 (13) 杜正胜，〈陶希圣先生的社会史研究〉，《国史馆馆刊》复刊5期（1988）。 (14) 陶希圣，〈食货复刊辞〉，《食货》月刊1卷1期（1971）。 (15) 刘翠溶院士的成果最显着，她系在这次的史学改造中成长的学者，至於王业键院士 研究清代粮价，也有很好的成绩，他作品虽然也在台湾发表，但1960年以前就赴美，长期 留在美国，故不列入。 　 六、物质、社会与文化有机连系的「新史学」 　　这波新史学运动之采用社会科学，除了方法上的困难，其流弊往往是按照理论的方 向寻找史料，或以收集的史料来印证理论。换言之，社会科学提供史学理论或观念，史 学则提供给社会科学作为比较研究的素材(16)。这样的合作，地位既不平等，方法也很 粗糙。史学沦落为社会科学的奴仆，难怪产生不了杰出的作品。 　　《食货》出刊既然长达17年，作者群包含不同世代，广义的社会经济史是他们的共 同点，每人的研究方法多少有一些差异，自然会造成新风气；上面说过五十年来台湾学 界不断输入西方的学术思潮，也发挥一些作用。大概1980年代将近中期时，法国的 Annales学派的论着便开始在台湾出现，《食货》和《思与言》都曾经刊出介绍或翻译的论 文。新的改变笼统地说，新史学的学者在研究经济和社会之外，还要研究文化。历史学 的文化，义涵驳杂广泛，传统史学似乎也做了一些可以称作文化史的研究，所以文化史 是什麽，尤其与社会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便是我这一辈新史家要努力的课题。 　　我在1966年，即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年进入大学，承袭第一、二代新史家自 由主义的倾向，追求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但从小在南台湾的乡村长大，对基层人民的 疾苦有比城市的学者较深的感受，所以又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倾向。当我决定以史学做 为终生志业时，诚如上面说的，是在以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的潮流中。因为我 兴趣的时代是距今两千年的古代，当时所介绍在美国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更难用 得上，我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从另一观点看，我似乎又是在潮流之外。 　　1970年代初期我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倒与1960年代的中国史学颇有关连，而与台湾的 史学潮流相去较远。我和中国学者一样关注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等课题，但他们用奴隶 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概念分析中国古史的做法，我并没有接受。政治不是唯一或重要的因 素，主要是他们的论述不符合史料。中国奉为教条的历史发展阶段论我也不采信，我采 行的研究方法是从我认为可信的史料和合理的解释出发，试图建构比较大的理论。这种 信守无徵不信的原则，多少可以看到傅斯年的影响。 　　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我的研究领域属於社会政治史，企图在中国唯物史家与日 本东洋史家对中国古代史发展的大解释之外，提出另外的说法。我的观点主要见於《周 代城邦》和《编户齐民》这两本书，这里不能细述；我只想指出一点，我的研究虽然提 出与中国或日本学者不同的历史解释，但追根究柢和我所批评的对象无大差别，仍然偏 於制度性的范围，对历史的理解不一定比他们深刻。此一发现自1980年代中期以後一直 困扰我，我也试图寻求史学思想的突破。法国Annales学派我不了解，即使70年代中期我 曾到伦敦政经学院（LSE）学习英国经济史，似乎也不能帮助 我突破困境。经过反覆的思索，1986年我终於稍稍理出一些头绪，「人」来比喻历史， 发现自己过去研究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其实只属於躯体的骨骼部分，至於血肉或精神 还没有触及。我想这应该是新一波的史学改革应该努力的方向。後来才知道早在1974年 法国Annales学派的J. Le Goff已经提出几乎完全相似的比喻了：骨骼和血肉，他是以心 态（les mentalities）作为新补充，谓之「模糊史学」（une historie ambigue）。 1990年以前我的史学思想还是相当模糊的，只用笼统的「文化」这概念做为新史学的目 标。 　　台湾这群青壮历史家之所以创办《新史学》也有一个客观因素，1987年陶希圣过 世，他的《食货》不久随之停刊。一群《食货》的读者、作者或编辑志工觉得有必要再 办一个学术刊物，以表达他们对史学的看法与期待，《新史学》这份期刊於是就诞生了 ，我被推选撰写「发刊词」。按照过去的习惯，发刊词往往是期刊的宣言，目标和规范 尽在其中。然而《新史学》的发起人多是年纪接近的同辈，没有师生关系，我也不是领 袖，发刊词只能模糊地写，提倡一种开放、尝试和求新的研究态度，至於要「新」什 麽，则没有明确的宣示。不过我还是表示了对沈溺於史料和过度重 视社会经济的不满，也批判史观学派背离史学的本质，主张在新材料、新工具之外，还 要尝试新领域，寻找新课题(17)。 　　什麽是新领域或新课题？1992年我在一次「什麽是新社会史」的演讲中，把历史研 究的领域分为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三大范畴，主张研究课题要尽量能包含二或三个 范畴，而且成为有机的连系(18)。换句话说即使是物质性的课题，要能讲到它的精神层 次，反之亦然。我认为史学的对象不能脱离人群，所以应以社会为主轴，但称作「新社 会史」，当然是想与台湾前一期的社会经济史学有所区隔。我的实证研究以「人」与「 生命」为课题，不像过去的哲学史家或思想史家谈抽象的「人性」，而是从具象的身体 入手，分析「气」的观念以至於精神、魂魄。这种研究牵涉到 医学史，但重点是探索医疗、社会与文化的关系，所以又和传统的医学史不同，当然也 涉及过去思想史的一些问题(19)。1990年代有不少年轻学者投入这个领域，不论是经 脉、疾病、本草或方药，都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汇归於所谓的中国文化的解释(20)。一 般认为这是过去十年台湾史学最具代表的贡献。 　　上世纪最後十年兴起的新史学，不只限於医疗而已，属於过去的宗教史、性别史或 生活史的研究多有新的视野，可以说是心态史和（或）文化史的范畴。本来这个领域就 比较模糊，各别的认定必有一些差异(21)，说服性当然也有别，总之都希望能揭露历史 文化深层的特质。 【注释】 (16) 许倬云，〈社会学与史学〉，收入《求古编》，页625，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 。 (17) 参《新史学》创刊号，1990。 (18) 杜正胜，（什麽是新社会史），《新史学》3卷4期，1992。 (19) 关於我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举几篇论文参考。如〈形体、精气与魂魄——中国传统对 「人」的现象〉、〈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 考〉，分别刊於《新史学》2卷3期，1991；6卷1期，1995；8卷4期，1997。另外一篇长 篇论文〈从眉寿到长生——中国古代生命观念的转变〉，刊於《史语所集刊》66卷2期， 1995。 (20) 研究成果不少，兹举几位年轻学者的代表性论着以见一斑。如李建民，《死生之 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李贞德，〈汉唐之间 求子医方试探〉，《史语所集刊》68卷2期，1997；林富士，〈头发、疾病与医疗〉， 《史语所集刊》71卷1期，2000；祝平一，〈灵魂、身体与天主——明末清初西学中的人 体生理知识〉，《新史学》7卷2期，1996；陈元朋，〈唐宋食疗概念与行为之传衍〉， 《史语所集刊》69卷4期，1998；张嘉凤，〈生化之源与立命之门〉，《新史学》9卷3 期，1998。 　 七、90年代新局势突显过去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限度 　　上面第四节指出沈刚伯的史学思想是历史家要体认时代社会的脉动。当然，同一时 代社会各别历史家的认识与反应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也会有一些相同的现象，戒严时期 的共同趋势，历史家往往反省和批判中国长期的专制，藉此表达他们对民主的向往与自 由的追求。不过，台湾史学信守史料之客观性的基本原未变，历史家不会因为现实的关 怀而妨害他论着的学术性。我的两种代表作《周代城邦》和《编户齐民》既是研究古代 历史的实情，也透露我对中央集权的厌恶与对苦难人民的关怀。别的历史家也会有他们 的心路历程，这方面的资料公布的还不多，无法详论。 　　进入1990年代，当世界肯定台湾民主化之时，台湾的历史家却不一定能体会时代社会 的动脉。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社会，甚至是文化的变革，台湾学术界，即使是以前团 结一致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者，却不幸地分裂了，有的选择民主而宁愿创建新的国家， 有的却怀念中国这个文化脐带，期待专制中国有所改变。这是十年来争论不休的国家文 化认同的分歧，历史家受到的冲击更大，这是台湾五十年来以中国史为主体的历史教育 和历史研究必然的结果。 　　二十一世纪开始台湾的史学研究与教学的规划，大家已逐渐肯定应该要包含台湾 史、中国史和世界史（以前称作西洋史）才算周全，这种认识可是经历相当曲折的过程 才完成的，尤其台湾史与中国史的纠葛，直到今日都还可能引发政治风暴。先说中国史 与西洋史。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在其统治下的教育思想也以民族主 义为主轴。国民党统治台湾後，为彻底清除日本殖民教育的遗留，特别加强灌输中国民 族主义，历史教育便担负此一政治任务，以塑造人民的意识型态。但承袭二十世纪中国 教育的历史课程西洋史也有一定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因为十九世纪中叶以後，中国不断 吃西方帝国主义的亏，为知己知彼而设计的。这种制度国民党也带到台湾来，从中学到大 学的历史教育皆兼具中国与西洋，而以中国史是主，西洋史是辅。 　　教育和研究互为因果，以中国史为主要内容的教学不太可能培养西洋史（或世界史） 的历史家。本来台北帝国大学历史科设有国史（日本）、东洋史（中国）、南洋史和西 洋史四个讲座，具有比较宽广的世界观，可惜随着日本撤离而终止，五十年来台湾的史 学研究只有中国史而已，即使是大学的西洋史也只停留在教学的水平，谈不上研 究(22)。学术研究既然狭窄，教育出来的国民自然充满着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型态。 　　台湾史的研究情况比西洋史还不如。本来一个地方研究当地的历史，一个国家研究 本国的历史是最自然不够的，可是有效统治只及於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把台湾史 当作本国史，甚至也不愿它成为地方史而加以发展。像我在国民党退守台湾第二年就读 小学的人，直到大学，没有上过一门台湾史的课，片断的台湾史知识是从中国史零星获 得的。国民党作为一个外来政权，设定的制度和管制措施，不使台湾人有机会了解台湾 的历史，更不容许有以台湾作主体的台湾史，只允许按照国民党解释的台湾史存在，台 湾史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零碎知识，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到遥 远的移殖。台湾的史学看不到台湾史。此一荒谬现象在1987年戒严解除後才全面改观， 进入1990年代，台湾史突然变成年轻人最有兴趣的领域，有人甚至称为「显学」 (23)。 　　1990年代是台湾正式步入民主化的时代。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直接 选举总统，2000年，执政五十多年的国民党下台，台湾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这些现象 正透露十年来台湾社会产生本质的变化，台湾主体意识觉醒了，台湾人寻求做自己的主 人，不再是中国的附属品。这是空前的世变，在政治的表现非常明确，但文化则模糊而 纠葛。有人强调台湾文化的独特性，与中国文化不同；相对的也有一些人因而不安，深 怕「中国」在台湾消失，於是政治上所谓的统独之争在史学上便演为中国史和台湾史的 冲突。 　　局外人应该不会认为台湾史和中国史必然非冲突不可，不过处在台湾情境内的人却 各有坚持己见的理由。譬如中学教科书就曾发生过这样的纠纷，「本国」及「本国史」 到底指台湾或中国，答案往往因政治立场而截然不同。我为超越这些争议，在90年代中 期我提出同心圆的架构来规画历史教育，即从台湾史出发，扩及中国史、亚洲史以至世 界史。我也希望这个架构在史学界能够开展，历史学者不再限於中国史的范围，建立台 湾的解释观点，而发展为世界性的格局。但我的理论在历史教育方面因为涉及政治不同立 场，还无法落实；在史学研究上，也因为过去缺乏基础，现在还无法实现。 【注释】 (21) 这里只举我在1990年中期撰写，最近才发表的〈古代物怪研究〉和李孝悌和蒲慕州 的着作以供参考。李孝悌，《晚清社会下层的启蒙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5。其英译本是 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 (22) 参杜正胜，〈台湾中国史研究的未来〉；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 5〉，皆发表於「历史学学门现况与发展研讨会」，国科会人文社会科学处、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1995。 (23) 彭明辉研究1950年以後的台湾史学，他统计台湾各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和博士论 文，1960年以前无台湾史，全部都是中国史；1961-1970，中国史占93.6%，台湾史3.2% ；以後台湾史占的比例，1971-1980，6.9%，1981-1990，10.9%，1991-2000，23.2%。参 看彭明辉，《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页161-162，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八、台湾观点的历史解释 　　我的朋友和我创办「新史学」正逢共产世界解体，也是台湾解严不久，开始民主化的 时代。这批新史家学术性远高於现实性，我们依然就自己专业之所长，在中国史研究领 域内追求新的突破。 　　当时我们相信新的世界秩序必将出现，新的思潮也正在蕴育中。我们的世界观与人生 观是乐观的，并不怀疑历史的真实，而是要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谨慎地追求真实的历 史。这种态度颇受到1990年代在台湾逐渐流行的後现代史学的挑战。後现代史学也是舶 来品，但与1960年代的社会科学以及1980年代的Annales学派不同，它以一种截然不同的 态度对待史料，根本怀疑有所谓的历史真实。我认为新史家应视後现代史家为诤友，他 们苛刻的挖掘是要更彻底地检查史料潜在的偏见，新史家固然必须了解史家、史料与 读者之间的复杂性，但也应有追求历史的真或近真的信心。发家如果放弃追求真实，那 麽历史与政治便无差别，这样史家便有沦落为政客之工具的可能。 　　四百年前南岛民族的台湾还处在原始社会的状态，1624年荷兰人进占台湾，把台湾 拉入新形成的世界体系，1661年和1683年，中国两种不同政权先後统治台湾，後一波把 台湾纳入中华帝国体系，直到1895年日本殖民台湾为止，五十年後接着而来的是国民党 政府。台湾人寻求「自我」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而已。由於台湾最早的根源不是强势文化 ，缺乏辉煌的传统，她的「自我」是结合许多不同外来成分的复合体，但因为过去几 十年的特别情况，台湾被放弃自我，宣称代表全中国，而且自信这里才是真正的中国。 　　到1990年代此一历史幻象彻底破灭觉醒了，新的历史认识逐渐从中国中心转为台湾 主体，长期被边缘化的台湾史研究，已引起年轻学生更大的兴趣。我提倡的同心圆史观 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属」的认识方式，也有人深有同感。从某种角度来看，不赞成 後现代史学的我，何尝不也是一种反抗文化霸权的「後现代」？ 　　解构了以中国史为主体的台湾史学，下一步该怎麽走呢？在多数历史家的专长还是 中国史的限制下，也许台湾下一波的新史学运动将不再只是材料、工具（学科）、方法或 理论等史家技艺的探索，也不是後现代主义的历史解构，而是历史家心态的解放—如何超 越中国史的界限，突破长久以来台湾史学社群以中国史为主体的习惯与束缚，从台湾的 经验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或以亚洲和世界的宽广视野看中国史。 　　台湾脱离中国政权统治，从日本殖民（1895）算起超过一百年，从国民党退守台 湾（1949）算起，超过五十年。历史解释难免有形或无形地受到政治的操弄，台湾与中 国的距离将使台湾史学的历史解释不受政治思潮或压力的影响，应该可以更接近真实。 当然，世界上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可以拥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不过台湾曾经有过中国的政 治经验，而且直到现在仍浸凅在浓厚的中国文化氛氤中，这却是其他国家的史学者不可能 获得的经验。基於此，台湾观点的历史解释有先天的优越性，这是台湾史学发展的契 机。 　　台湾史学不能，也不会再像过去五十年限於中国史的研究，过去十年来，台湾年轻 一代的学者一方面更多人关注台湾史，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在欧美接受西洋史的专业训 练，比我这代人更有能力超越中国史的限界。我相信历史研究的技艺可以而且也应该不 断求新，但研究格局的扩大与研究观点的反省将决定下一波新史学运动的成败与贡献。 　 -- 穆罕默德出现在地狱篇第28章他被打入九层地狱的第八层处於该层十个断层的第九层这是 环绕在撒旦老巢外面的一圈阴暗的壕沟但丁在来到穆罕默德这里之前已经穿过了罪孽较轻 的人的灵魂所居住的那几层异教徒淫逸者饕餮者忿怒者自杀者阿谀者在抵达穆罕默德之後 到达地狱最底层这是撒旦自己居住的地方之前只剩下卖主求荣者叛国者包括犹大布鲁图和 卡西乌因此穆罕默德就被定位在罪恶的某一层级之中属於但丁所说的散播不睦者穆罕默德 所受的惩罚也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命运是极为痛苦的他像酒桶的桶板一样被恶鬼无休无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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