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YangZhao 看板] 作者: onizuka (只放一顶安全帽..) 看板: YangZhao 标题: 浪漫主义者的强大生命力量（下）－读张惠菁的《杨牧》 时间: Wed Dec 11 00:50:28 2002 浪漫主义者的强大生命力量（下）－读张惠菁的《杨牧》 杨牧生命最大的力量，正来自於他的主观与自我。没有这份令人无法逼视的主观与自我，杨牧不可能创造出那片炫目灿丽的诗的风景，更不可能如此坚持而持续地写作始终沈浸在浪漫主义传统里的丰饶作品。 我倾向於视杨牧告别济慈，到他在《年轮》里找到新的自信声音这段历程，为杨牧创作史上的重要分水岭。不只是他把自己的笔名从叶珊改成杨牧，表面的变化。而是内在一种创作传统的转折。 浪漫主义很容易吸引少年的心灵，因为年少时期，对於世界的认识还很有限，会有比较大的空间运用自己的想像去猜测外在环境的应然与实然。少年眼光中所看到的环境的应然与实然，其实都是他自己梦幻的投射，也就都是他以主观、自我想像去构筑的自足系统。 成长带来的一项沈重代价，就是现实越来越无从逃避。一直逼到眼前来的现实，让主观想像越来越没有转寰挥舞的空间。於是有朝一日，少年与浪漫主义自然接近的那份自我与自信，陡然溃裂，告别年少长成一个接受客观前题，同时也就接受了现实利益训练的「大人」。 杨牧告别济慈时，隐约透显着的，就是这种向现实投降的「转大人」讯息。这个疲惫的心情，很可能大部分的少年诗人们都苦嚐过。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力气用主观去阻挡客观，用浪漫去对抗现实了，於是油然生出自暴自弃的悲叹。 所不同的是，大部分的少年诗人都在这个关口折磨下投降了。向现实投降，向浪漫告别。杨牧却不然。依恃着不知是从何而来的增援，他告别了济慈、告别了叶珊，却找到了《年轮》，找到了「杨牧」，他终究没有离开浪漫主义的梦土。 甚至我们回过头来疑问：他真的告别了济慈吗？张惠菁写的杨牧传里，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描述，描述她和诗人第一次见面，「…那天晚上，在台北一家餐馆，靠窗的座位……他用手轻轻拍着桌面，数度重复（济慈诗句中）……几个文字所组成的节奏，与韵律。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重音时他的手心拍击桌面，如是五次。」 多年以後，宣称告别济慈三十多年後，面对年轻的传记作者，杨牧想到的还是济慈，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如是五次。 这样一位终生活在浓烈自我主观世界里的人，显然不会是个容易的传记题裁、对象。要写杨牧传的人，不管是谁，第一个要克服的挑战就是：如何简别杨牧的主观与外在世界的客观呢？我们可以依靠杨牧自己主观的建构，来书写杨牧这个人吗？例如说，可不可以用「奇莱三书」中的童年记述，作为理解杨牧成长经验的材料呢？一个如此自我主观的人，会对写传者开放多少客观的生命历程，会允许写传者的人带进多少客观事与物来质疑、甚至推翻他主观塑建的浪漫景致呢？ 换个方向回过头来问：如果我们用一种客观的、严谨的史学方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傅斯年语）的方法去呈现杨牧，那我们得到的那个杨牧的形影，会不会显得荒谬而无聊？如果只有客观生活事件，而失去了内在主观的创发，这样的杨牧还是杨牧吗？认识这样的杨牧，对我们理解杨牧心灵中最美好的部份，对我们理解杨牧的作品，会有什麽帮助吗？难免不会反而倒过了阻碍、甚至伤害了我们接近杨牧的路迳呢？ 张惠菁受过正统史学训练（台大历史系、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研究所），而且她过去与文学的亲近关系，主要是透过小说建立的。由她来撰写杨牧的传记，我们有充份担心的理由，她将如何趋近、认知、保留杨牧那颗极度浪漫的诗心，同时又能跨越过前面提到的那份主客观冲突紧张呢？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与努力，张惠菁的《杨牧》成品，应该可以让所有关心的人都呼口大气放下心来。张惠菁搜集了许多相关的客观讯息，然而在排比叙述间，却还是保留了对杨牧内在主观的尊重。张惠菁的手法，比较接近是串连了不同阶段杨牧浪漫自我开展出的视野，混成一幅相续且彼此呼应的卷轴长画，那些客观的资料则只在有助於我们欣赏、解读画意画境时，才被小心且谦谨地放置在画幅上。 张惠菁完成的，不是杨牧这个人的时间记述，而是杨牧内在心灵活动的展示。能够完成这样的展示，也就证明了张惠菁在历史之外，多得到了可以进入诗的浪漫地域的高度领悟能力，《杨牧》完成出书，同时也完成了张惠菁的诗的感情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势必将影响她未来写作的方向与风格。 一个浪漫主义者强大的生命力量，感染、改造了另外一个艺术生命，这是我在《杨牧》书中读到的最重要、最深刻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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