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发现：自己和这些奥姆教教徒，同样感受到与日本这个高度集体化社会，如此 格格不入。日本，尤其是以前的日本，存在着强大的「多数机制」，用各种显性或隐性 的奖惩手段，逼迫在那个社会里成长的个人，接受多数价值、多数意见。「多数机制」 强大罩顶的情况下，可以想见，作为「少数」，不愿或无法融入多数群体的人，命运就 很凄惨、坎坷了。 在奥姆教徒身上，村上春树看到了自己青春期与社会「多数机制」冲突、龃龉的过去。 这当然得要归功於村上认真执行了「地对地」的采访原则，以及他作为小说家对个体的 尊重与好奇，他总是先从受访者的身世背景耐心问起，才能发掘出别人和「多数机制」 的不愉快经验。 村上显然认为，奥姆教徒会出家投身在教团里，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的自我，无法在既 有的家庭、社会组构下获得伸张。奥姆教徒们在教团里找到的，对他们具有最大吸引力 的，就是他们遇见了其他同样不能忍受、不能适应「多数机制」的人。原本在「多数机 制」逼挤下，觉得自己如此孤单，必须孤伶伶忍耐周遭歧视、指责的眼光，而且几几乎 相信了自己是怪物，无法融入多数都是自己的过错，这样的人竟然有机会遇到其他「伙 伴」，心理上的温暖与解放，可想而知。 当村上说：「小说家写小说这种行为，和他们希求於宗教的行为之间，有一种难以消除 的类似共同点存在」时，他也就揭示了他自己小说经验的主要核心。小说之於村上，也 是一种逃避与追寻，逃避与追寻的辩证统一。追寻真实自我可以发挥发展的机会，也就 意谓着必须逃离日本教育体制以及日本集体社会价值的控制。突然之间，我们更清楚明 了了：刚出道刚成名的那几年，村上春树为什麽反覆地强调，他几乎不曾受到日本文 学、尤其小说传统的影响，他对这个传统极度陌生；我们也更清楚明了了：为什麽有很 多年村上一直拒绝被视为「很日本」的作家，也对别人在他作品 里看到找到的「日本性」，表示高度怀疑与保留。 村上的文学路数，的确是取经欧美。他对於欧美文学典故的熟悉程度，远高过任何日本 事物。他流畅进出西方名词的风格，编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异国情调，也就构成了早期作 品风靡日本的主要条件。然而在《约束的场所》里，村上春树才进一步检讨、揭露藏在 这种风格背後的存在性理由：他是为了摆脱日本集体性才遁入小说阅读与写作的世界了 ，难怪会对牵扯到日本的质素，如此避之惟恐不及。换言之，如果小说还写出了「日本 味道」的话，对村上而言，就成了最大的失败与挫折，表示必须要靠拒斥逃避日本多数 价值才会浮现的村上自我，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这一点，挑战、改变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个形式评断。《约束的场所》以奥姆教徒为 主角，却意外地表露了最多村上春树性格与写作的内在线索。 《约束的场所》揭露的还不只这些。正因为也经历了同样受拘束受迫到急於撞出自我与 自由的生命过程，村上春树无可避免察觉到这些奥姆教徒的巨大矛盾。在访问狩野浩之 时，村上说：「因为我是小说家，所以跟你相反，我认为无法测定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访问稻叶光治时，村上讲得更明白了：「我想知道的是，在奥姆真理教这个宗教的 教义中所谓自己到底是设定在什麽样的位置！在修行中到底把自己托付给师父到什麽程 度，在什麽范围内是由自己个人在管理的？我跟你们谈过话之後，这方面还没有弄得很 清楚。」 此对书中其他内容，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方面」是不可能弄得清楚的，因为整个奥姆 教最大的问题，至少从村上的角度看，就出在这里。 这些人来到奥姆教团，原本是为了要寻找自我，伸张他们在世间「多数机制」下没有办 法开拓的自由。可是一旦进入奥姆教团里，他们却服从於教主麻原彰晃的意志下，一切 听从教主的，反而更没有自我与自由。这的确是个最大的矛盾。 如何解释这个矛盾的产生与维持存在？村上春树虽然没有明讲，我们倒不难从书里的八 篇告白里，得到答案。 答案一是，奥姆教对他们而言，应该发挥了一种置换替代的自由的功能。他们自己个人 无法取得的自由，就投射在奥姆教团上，奥姆教团对抗日本社会所取得的自由，於是就 被他们转化内化为自己的自由追求成就。他们在这里面得到虽曲折却实质的满足。 从这曲折投射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会参加奥姆教、留在教团里的人，对於靠自己 的力量对抗社会、对抗「多数机制」，其实是缺乏信心的。他们不愿屈服於「多数机 制」之下，但他们又没有勇气试着去作个孤单的少数。奥姆教给了他们另一个选择－参 加一个集结了许多同样适应不良的人，靠这个团体的力量，来争取自我与自由。 然而奥姆教本身形成另外一个「集体」。更严重的是，追求自我与自由一旦投射转折，很 容易就掉入另一种威权的陷阱，到最後，奥姆教徒错觉：如果代表、象徵奥姆教的教主 麻原彰晃获得了不受到社会「多数机制」管辖的自由与自我，那麽他们自己也就分享了 这种自由的成就与荣光。如此错觉下，麻原的行为愈古怪愈任性，反而愈能巩固其教主 地位与重要性。 我们还可以得到的第二个答案，则是即使教徒们开始感受到教团里的异常情况，因而不 安因而怀疑，他们也很难下定决心来脱离奥姆教团。他们无处可去。在教团外面，是他 们早就认识、早就无法忍受、让他们饱嚐折磨的由「多数机制」掌控的社会。那个社会 ，他们格格不入；那个社会的主流不接纳他们，总是给他们青白眼。留在教团里，至少 周遭互动的还是同样被社会多数抛掷出来的畸零受害者。 他们因为惧怕那个多数社会，而离不开奥姆教团。因为离不开，也就半自愿半强迫地接 受各种合理化教团教主古怪、任性的说法。奥姆教团与麻原教主拥有两项最强有力的合 理化催眠说法。一种是「终末意识」，从十六世纪预言师落斯特拉丹姆斯（Nostradamus ）的着作里找到：一九九九年整个世界即将灭亡的预示。如果一切都要走到终点，人还 能做什麽？翻回来看：如果一切都要结束了，那麽能够改变、挽救这个终末困境的努 力，不管怎麽荒谬奇怪，都是可以接受的了。毕竟这是绝望中惟一的希望，毕竟反正一 切终将毁灭，就算杀了人，被杀的人到终末日时本来也是要被彻底毁灭的。 还有另一种催眠力量来自「密宗金刚乘」（Tantra Vajrayana），这是佛教中最讲究神 秘法术，也最强调「方便」的一支。为了修行、为了达到「解脱」，有时候必须接受「 方便」法门，在目的正确的前提下，手段的正当性也可获得保证。 这两种一般人不太可能轻易接受的合理化藉口，在教徒们不敢、不能离开教团的心理背 景下，就被内化成为他们自我价值或者应该说：成为他们自我价值的廉价代替品成为他 们逃避自由、放弃自由的交待。 领悟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必须调整对《约束的场所》的第二项形式判断。村上虽然「地 对地」体贴倾听了奥姆教徒的心声，然而在记录、呈现的同时，他也对他们进行了坚定 而严厉的批判。 书中所收，和河合隼雄的对话录里，村上这样说： 「我想写小说和追求宗教，重叠的部分相当大。……不过不同的地方在於，……自己能 够自主地负起最後责任到什麽地步呢？明白说，我们以作品的形式可以自己一个人承担 下这个责任，不得不承担，而他们终究必须委任於师父或教义。简单说这是决定性的差 异。」 这一差异，非同小可。由这决定性差异作起点，村上和河合进而在他们的对话里开展了 至少三个更具普遍性意义的批判。第一是批判奥姆教团及类似宗教对「恶」的概念。 「把善与恶截然分成两边，说这是善，这是恶，弄不好的话可能会很危险。如果善要驱 逐恶，那麽会变成善不管做什麽都没关系。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第二个批判是奥姆教团及类似宗教所提供的「迷成觉悟」。不必经过长远的思考与困惑 挣扎，竟然就得到了超越性的真理。用河合隼雄的话来说是：「悟得太快的人，他们的 悟往往对别人没有帮助。反而是那些经过一番苦难花了很长时间烦恼『我为什麽没办法 悟呢？为什麽只有我不行呢？』最後才悟的人，往往比较能帮上别人，拥有相当烦恼的 世界，依然能悟所以才更有意义。」 这两项批判合在一起，才产生了河合的另一个建议：「不管组织也好家庭也好，我想某 种程度还是要认真去思考要怎麽样一面容纳恶一面活下去，想一想该怎麽去表现，怎麽 样去包容下去。」 麻原彰晃就正站在这个具体世间建议的对面。他提供快速的救赎，同时提供给教徒自命 为善来摒除、隔绝恶的一种傲慢姿态。在这个善恶分离、善来消灭恶或解救恶的故事里 ，麻原教主自己就成了善的代言人，善的化身，以及善的权力使者。 村上与河合的第三项批判，就是：「麻原所提出故事的力量，已经超越他自己本身的力 量。」「故事所拥有的影响力已经超过那个说故事者的影响力，使那说故事的人自己也 成为故事的牺牲品。」 这三项批判，尖锐指出了奥姆教徒把责任推给教团教主，无法像小说家一样自己承担的 真相。而这三项批判，也超越了对奥姆教与地下铁沙林毒事件的分析，触及了不同社 会人类运用宗教权力时，基本的诈骗、堕落与腐化本质。 这本书书名《约束的场所》，其实是英文「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的翻译。村 上春树在扉页引用了Mark Strand的诗，最重要的应该是这几句：「这是我睡着的时候 ，／人家承诺给我的地方。／可是当我醒来时却又被剥夺了。」村上春树所捕捉到的， 就是奥姆教团原本许诺要让教徒们获得自我与自由，然而最後却比谁都更残酷更彻底地 剥夺了他们的自我与自由，这样的一场背叛悲剧。 -- 穆罕默德出现在地狱篇第28章他被打入九层地狱的第八层处於该层十个断层的第九层这是 环绕在撒旦老巢外面的一圈阴暗的壕沟但丁在来到穆罕默德这里之前已经穿过了罪孽较轻 的人的灵魂所居住的那几层异教徒淫逸者饕餮者忿怒者自杀者阿谀者在抵达穆罕默德之後 到达地狱最底层这是撒旦自己居住的地方之前只剩下卖主求荣者叛国者包括犹大布鲁图和 卡西乌因此穆罕默德就被定位在罪恶的某一层级之中属於但丁所说的散播不睦者穆罕默德 所受的惩罚也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命运是极为痛苦的他像酒桶的桶板一样被恶鬼无休无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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