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1885) 19世纪50年代以来，英、美、俄等国为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纷纷扩大对华侵略，把铁路作为侵华的工具，企图在中国修筑铁路，引起朝野一片哗然。当时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以自己多年办理对外交涉的经验，洞察时局的变化，他深切地体会到铁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禁止修筑铁路是不明智的。他“赞成铁路电报及许多外国的发明，并承认它们的用处”[3](P337)。当时外国洋行也希望能在华修筑铁路。李鸿章看出外国在华修路的企图，他冷静地分析道：“与其让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李鸿章在抵制洋人在华修렊籅涨P时，主张自己修建，把铁路与主权有机联系起来，其思想远高于当时的朝臣之上，而朝廷上下纷纷阻挠，和者寥寥。 就在朝廷为是否修筑铁路争吵不休时，在上海的英商怡和商行却擅自组建公司修筑了吴淞码头至上海的窄轨铁路，全长近30里。此举引起清廷的强烈不满，清政府于1876年10月不惜花去白银285000两将其赎回并当即拆毁。这一事件使李鸿章看到铁路这一新生事物要想在中国大陆诞生，阻力太大，只能从长计议。 19世纪70年代，日本在我国东南沿海不断进行武装侵扰，清廷感到加强台防已迫在眉睫，便及时起用淮军将领丁日昌为福建巡抚，以巩固和加强台湾的战略地位。丁日昌到任后，亲自到台湾实地考察，精心筹划台湾防务，很快便向清廷提出在台湾修筑铁路和电报的建议。丁日昌分析说，“台湾四面环海，内山未及开辟，无铁路既难以防敌，亦难以安内”。“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番洋之不靖，而患声气之不通”。“该处路远口多，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制要害，亦无以息各国之垂涎”[4](P27)。丁日昌还进一步分析说，如果台湾不办轮 路（铁路）、矿务，对台湾防务存“十害”，办之则存“十利”。对丁日昌的此番道理，李鸿章极为感兴趣。李鸿章大力支持丁日昌在台湾兴建铁路，正所谓“轮路（铁路）宜于台湾而不必宜于内地”[5](P346)，指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讯功用最大”[6](P83)。不久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建议很快得到清廷的“密旨准行”，这是近代史上清廷最早批准的建造铁路计划。清廷要求丁日昌“审时度势，妥速筹策”，并决定从1877年下半年筹办台湾铁路经费。然而清廷虽号称每年拨银200万两，但实际不过40万两，建路经费严重不足。为此 李鸿章曾试图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60万两，终因利息太高而作罢。在1877年，丁日昌已将清廷赎回的的吴淞码头至上海的铁路拆毁，将可用设备都运到了台湾，只因台湾铁路建设经费无着，至1881年这些“铁路设备机件，车厢仍然堆在台湾府，现在几乎成为废料。枕木已逐渐被白蚁蛀空，机件和路轨很快地盖上一层铁锈，车厢正在朽烂”[7](P105)，李鸿章、丁日昌大力倡导的台湾铁路只得“俟矿利大兴再行举办，拟先设马车路以利师行[3](P372)，台湾铁路计划以无果而终。 　（二）刘铭传上折请修 台湾铁路的兴建未能善终，然其开端为刘铭传日后兴筑台湾铁路打下良好的基础。 自19世纪70年代起，刘铭传愤于清政府的昏聩，借口生病辞官回家，自言“解甲还乡去，入山种翠薇”[8](P405)，实际上是利用官场难有作为的空闲时间“静研中外得失”，阅读中外书籍，洞察时局变化。其间一项重要的心得便是认识到洋人修筑铁路的重大意义，指出在中国只有“下造铁路之诏”，方能“显露自强之机”。 刘铭传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先后于1880年和1887年两次上奏，请修筑铁路，表现出过人的胆识与眼光。 俄国自1858年5月签订爱珲条约后，先后夺去我国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在我国的北边兴修铁路，作为进一步入侵时运兵急用。此后，由于边境局势骤然紧张，清廷急召赋闲在乡的刘铭传进京议事，刘铭传见此机会，1880年上奏《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刘铭传指出，中国幅员辽阔，边境防不胜防，只有修筑铁路，使南北东西呼吸相通，遇事时“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从此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兵可得十兵之用”。还强调，“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只有如此，方能“权操之上，不为疆臣所牵制，立自强之基础，杜外 人之凯觎”[8](P520)。他不仅呼吁修铁路，还对全国的铁路布局作出规划，提出以北京为中心修造四大干线，南到汉口，北到盛京，西达甘肃。这一主张同样得到李鸿章的大力支持，李鸿章也急上4千言奏折，论及铁路有9大好处，称刘铭传修路的主张“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者”，在中国势在必行。可是清廷臣僚“妥议具奏”的结果是一片封杀声，尤以内阁学士张家骧、道政使司参仪刘锡鸿反对声最高，“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2]（交通一）。1881年，清廷以上谕“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作罢。 中法战争后，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便于1887年4月13日又一次奏请在台修筑铁路。刘铭传实地考察了台湾岛全境，从防务和商务的角度强调在台湾修造铁路的重要性。首先他从防务的角度分析说，“台疆千里，四面滨海，防不胜防，铁路一成，则骨节灵通，首尾呼应”，“若能就基隆开修车路……于海防所裨甚大”[8](P46)；其次从商务的角度强调指出，“分省伊始，极宜讲求生聚以广招徕，现在贸易未开，内山货物难以出运，非造铁路不足以繁商务，鼓舞新机……若能就基隆开修车路以达台南，可以使全台商务繁兴”[8](P202)。刘铭传的奏折分析中肯，再加上大陆已有 津沽铁路修筑在先，国内形势已非7年前可比，因此，刘铭传此次所请获得清廷批准，“旨准其开办”。这样刘铭传修筑铁路的理想历经7年的努力争取，终于在台湾有了实现的机会。 （三）御侮图强所急需 刘铭传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时期，正向亚洲进行疯狂的掠夺和侵略，中国首当其冲。他目睹外国侵略者对我国“欺凌挟制”，深切感到不富国强兵无以御侮图强。“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8](P43)。刘铭传拿中国的贫弱与俄日的富强作比较，认为其中的不同点在于是否修造铁路，俄国“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恃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而日本“一弹丸国耳，其君臣师西洋之长技，恃有铁路，动欲遥挥螳螂之臂，邈视中国 ，亦遇事与我为难，臣每思窃叹，以为央今不图，恐无不及矣”[8](P43)。当然，国家的强弱并不在于有无铁路，这不是问题的根本，但刘铭传把铁路上升到这一高度来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将铁路看作防范日俄入侵的“御侮”措施，与同时代的政治家相比，其思想境界略胜一筹。 如果说刘铭传1880年上折奏请修筑铁路是以“御侮”为要义的话，那么1887年的奏请更倾向于“图强”之所急需。台湾自古属中华，“孤悬海外，四傍无依，由北而南，长竟千里，由西而东，宽五六百，两头百数十里不等”，从“御侮”的角度看，“台湾四面皆海，防不胜防……新竹，彰化一带，海口分歧，万难遍布军队……如遇海疆有事，敌船以旱队猝登，隔绝南北声气，内外夹击，危迫将不忍言。若修铁路既成，调兵极便，何处有警，瞬息长驱”。从“图强”的角度看，台湾历来交通落后，对发展经济很不利，只有修筑铁路，才是“富强至计”，因为“铁路是国家命脉 ”[8](P202)，这才是时代赋予台湾发展的商机。 （四）地利人和促其成 如果说清廷允准刘铭传在台湾兴建铁路是“天时”的话，那么台岛的“地利”与“人和”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否则，刘铭传在台湾修建铁路的事业也难以开展。台湾远踞东南边陲，与大陆隔海相望，大有“天高皇帝远”之势，受大陆习俗的影响较轻。岛内居民大多是大陆沿海移民，他们在新的创业环境中更富有冒险与革新精神，而且台湾的商绅与海外联系较多，较早具备开放的观念，与大陆居民相比，对新事物有着较强的适应性与接受能力，强烈的重商观念促使他们不懈地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使刘铭传在台湾兴筑铁路阻力较少。 正如刘铭传所言，“台湾与内地情形不同，绅商多涉外洋……兴修铁路，商民固多乐从，绅士亦无异议”[8](P202)。当大陆兴建铁路之议屡提屡休、铁路存废之议争执不下时，刘铭传已在台湾以求同存异的方法和力排非议的魄力将台湾铁路铺设起来了，也使台湾的近代化呈现新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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