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者(THE REPORTER) 2016年旧闻 文章连结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bob-dylan-and-tufu https://www.facebook.com/twreporter/posts/1804766919771172/ 锺永丰／民谣之路(下) Woody Guthrie对Dylan预铸的影响 民谣传统往往在灾年、战乱或社会变革中，与忧时恤民的心灵野合，生发激楚的当代化过 程。 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雪上加霜，奥克拉荷马州发生连年大乾旱。天灾与人祸加乘 ，逼使大量无地农民迁徙，寻找活路。二十出头的民谣歌手伍迪．盖瑟瑞（Woody Guthrie）随乡民向西出逃加州，见证了农企业与银行业联手发动的土地兼并，其对小农 与佃农的层层盘剥，以及大农制生产方式对环境的毁灭性後果。 路上，逃难的艰辛风景、吃人的体制与游民的行吟在歌手的心灵中交织，促使他写出美国 现代民谣史上的开山之作《沙尘暴纪事》（Dust Bowl Ballads）」。1940年出版的《沙 尘暴纪事》在敍事者、当事者、阅听大众之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对话深度与向度，影响了 日後众多优秀歌手。 这张专辑有几项开创性的特质。首先是对事件的即时报导；专辑出版时，大萧条尚未完结 ，而Woody Guthrie所描述与批判的社会现象也正愈演愈烈，其反应之专注与迅速，有助 於吸引注目、激起公众讨论。其次，是观察眼光与敍事口吻；纪实中的说故事者，其角色 既涉入又疏离，有时是客观的全知者，有时是苦难者的集合体，易使听者产生半是宗教半 是理智的关怀热情。 再者，曲调上Woody Guthrie参考了与当事者生活相关的传统音乐──小调、摇篮曲、福 音歌等等，使得内含大量讯息的歌词得以乘着文化亲近性，直达听者的良知边界。在歌词 的写作上Woody Guthrie亦屡添新意，譬如用肺病的诊断报告写沙尘暴之折腾生命、用银 行抢劫过程写社会不义，其切入点既悲天悯人，又跳出人道主义俗套，为民谣中的现实主 义精神创造了更高的文学性。 以上都还只是创作方法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生命态度。 Woody Guthrie 终其一生不满足於安全的、远距离观察与关怀，坚持参与到社会运动或 事件的最前线，理解问题的症结，与群黎同悲共苦，用创作发声，引发舆论关注，争取公 众支持等等，为其後的60年代激进民谣运动开了大门。 另一方面，他不安於现状，用尽各种办法上路，行旅乡国山河，穿越各种地理与社会文化 疆界，於途中记录、创作，为後来的摇滚青年──包括Bob Dylan，预铸了个人主义、自 由流浪、关怀人世三位一体的人格范型。70年代之後，街头复归平静、庸俗，那些受惠於 民谣运动的歌手尽管名利双收，剔励自己莫违初衷者仍所在多有，溯其源，不脱Woody Guthrie的遗绪。 1963年5月，Bob Dylan出版第二张专辑《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不管从民谣运 动、反战运动或现代文学来评价，均乃精绽之作。 那时，他离22岁尚差3天。之後，他以惊人的创作能量，3年内创作5张专辑，以犀利的激 进批判为高涨的社会运动助阵，以高明的音乐性回应民谣与蓝调复兴运动，以前卫的文学 性呼应英美的现代诗歌运动及纽约的前卫剧场运动，将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推上巅峰。 但天才的实现除了时代的条件，更需前人的累积。 在杜甫之前，乐府诗历经数百年的搜集、整理、研究与传播，到了战乱频仍、政治与思想 中心解析的东汉末年及魏晋南北朝，带有边缘性与叛逆性的文人如曹操、曹植、曹丕父子 ，及王粲、陈琳、阮瑀、刘桢、傅玄、张华、石崇、刘琨、蔡琰等，常藉社会写实进行政 治论述。 是其时，乐府诗以其丰富生动的民间性，乃成时代的文选，他们以之为发声的依靠。这些 新创的乐府诗，经典如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 阮瑀的《驾出北 郭门行》、蔡琰的《悲愤诗》等，为後起的唐朝诗人开啓了一扇惊奇之窗，既让他们看到 乐府诗形式与语言的巨大後座力，又为他们展示了如何以民间声学，将政治见解、时代特 徵与社会关怀等表现面向，织育为可攀爬可路跑的新文学体，向上为诤言，向下为风谣。 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人之於杜甫，正如同Woody Guthrie那一辈的激进民谣实践者之於 Bob Dylan。 从周天子命采诗官四出搜集民歌，蔚为「不学诗，无以言」的风气，至汉武帝立乐府采集 歌谣，形成「为时而着，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创作风潮。这个过程开始於公元前一千多 年；不管是从世界政治史、文学史或音乐史来看，皆是惊人的早慧之举，其对中国文明的 影响，恐怕要超过後来的四大发明。 理想上这是明君藉风谣以观民情、知得失并自我匡正，实际上是民间的材料经过官僚及文 人的编辑後，形式及音韵上更为严谨规律，并渗入政治伦理与礼仪规范，从而变身为教化 百姓的媒材。司马迁不仅看出《诗经》编辑过程的政治性，还指出其复归音乐、以利宣传 ，故云：「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仪者…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 韶、武、雅、颂之音。」後世学者对孔子删诗说容有疑义，但对文人与官府在民谣搜集、 审订过程中下的文学政治手脚，倒有共识。 中国因此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文学社会机制。文人受感染，内化为重视民谣的风气与传统。 民谣既是观察社会舆情的窗口，对其进行理解、诠释与再创作，亦为文人养成学术与写作 的必经之路，及评量重要性的依据。 文学上，民谣从四方、由下而上地向京畿滙集、整编、出版，使民谣得以保存、流传，既 延伸、具象化了文人的国家想像，丰富他们的社会视野，又为其提供创作养份。经过文人 润饰的民谣，带着更精炼的美学与校正过的思想内涵，回返民间，与各地的风土、脉络进 行杂交。 文人从而成为中介体，使国家组成的上下层、中央与四方关系之间得以进行政治与文化上 的交流、对话；这或许正是千年来中国形成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充份条件与再生产机制。 类似的过程与机制出现在2千年後的美国。从19世纪末至1960年代，在国会图书馆及出版 业者的支持下，美国民谣搜集/研究/出版/演奏者约翰．罗麦斯（John Lomax）、艾伦． 罗麦斯（Alan Lomax）父子对美国民谣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录音，并进行档案归纳、研究 与出版。 John Lomax为国会图书馆成立的「美国民谣档案（Archive of American Folk Songs）」 覆盖了33州，富涵多元的地域、职业、种族与信仰特性，在学术研究、公众聆听及文化学 习上均引动出广泛的兴趣。但他们的志业远不囿於此。 儿子 Alan Lomax成长於美国最为左倾的年代，他对运动性民谣以及反映劳动者与低下阶 层生活特性的歌谣特别重视。1939年底，Alan在全国性的电台上系统性地介绍美国民谣宝 库，并现场演唱伯尔．艾佛斯（Burl Ives）、Woody Guthrie、利德．贝利（ Lead Belly）、皮特．西格（Pete Seeger）、乔许．怀特（Josh White）、及黄金之门四重奏 （Golden Gate Quartet）等活跃歌手与团体的作品。这些节目直接於学校的课程中播放 ，惠及一般学生，对年轻世代的民谣学习、文化兴味、社会意识与民族想像等等，产生了 难以估量的影响。 Alan Lomax见识民谣运动对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力，开始对30、40年代激进歌手的实践历程 进行访谈，并录制、出版他们的民谣演绎与创作。 50年代初，Woody Guthrie受家族性遗传疾病──亨丁顿舞蹈症干扰，行动能力恶化，未 久美国陷入恐共的政治局势，活跃的民谣乐手受到监控。多亏Alan Lomax，美国第一批现 代民谣歌手的进步作品得以保存下来，并至少能在图书馆与藏家间流通。 1959年局势稍缓後， Alan Lomax 又与皮特．西格（Pete Seeger）、西奥多．拜克尔（ Theodore Bikel）、奥斯卡．布兰德（Oscar Brand）及艾伯特．葛洛斯曼（Albert Grossman）等民谣运动推手合作，举办「新港民谣音乐节」（Newport Folk Festival） ，安排他所采录过的重要民谣、蓝调歌手走出被遗忘的角落与年代，面对全新的民谣世代 。第二年，Bob Dylan就在这个音乐节的舞台上初试啼声，加速催发民谣革命。 如此的承先启後，杜甫与Bob Dylan多麽类似！ 放在中国文学史上，杜甫成就的境界显而易见，诸如政治性、社会性与文学性的精致统一 ，高超的批判性艺术概括，形象、场景与情感、思想的相互渗透，复杂而幽微的心理描述 ，精准奇丽的链字锻句，以及文词中丰富的构图与造乐等等，众注家与评家早有定论。读 杜甫於乱世中写下的作品，其一生纠结在儒家君臣伦理、国家主义、人道主义、淑世热情 、家庭责任与创作欲望之间，不断遭逢悲剧，又持续创造惊奇。 杜甫以公共知识份子的自我认识与期许，行旅於浊世凶年，像个报导文学家，不断记录途 中的见闻并表达关切。以民谣运动的历程观之，杜甫以自身为媒介，接合文人文学与乐府 诗歌传统，乃展衍出广阔壮盛的对话。 民谣是众生创造　「偷」得凶也妙 回到Bob Dylan佳评如潮的2006年专辑《Modern Times》，其词曲中援引的传统民谣或前 人作品，并未注明出处，因而遭致多方诘难。Bob Dylan没有回应质疑，大概他从来就认 为，民谣的传统中，没有「注明出处」这回事。 他的静默并不寂寞；60年代民谣运动中的另一位重要歌手杰克．伊里亚德（Ramblin' Jack Elliott） ，亦从源远流长的民谣脉络看待此事，他说：「 Dylan从我这儿学到的 方法，是我从Woody Guthrie那边学来的；Woody没有教我，他只说，如果你要学点东西， 就用偷的；我从铅肚皮那儿学到的，就是这件事。」 Pete Seeger也说过同样的事，他回忆Woody Guthrie曾指着他向旁人说道：「这家伙偷了 我的东西，但我的东西是向众生偷来的。」 杜甫也偷，而且偷得更凶、更广，更绝更妙。感谢後代数百位注家的爬梳，杜甫如何因陈 出新，吾人得窥一二。 其早年诗作《题张氏隐居二首》，首联「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以声音切 入，带出风景之纵深，简直是电影中的摇镜手法。据清初的仇兆鳌滙整，读书破万卷的杜 甫，其参考来源可能涵盖南北朝诗人庾信的诗句「春山百鸟呜」、西晋政治家兼文学家刘 琨的诗句「独生无伴」、南朝诗人王籍的诗句「鸟呜山更幽」、诗经小雅伐木篇「伐木丁 丁，鸟呜嘤嘤」及易经「同气相求」。杜甫像个魔法师，消解前人的文字碎片，吐出景深 更远、况味更浓的诗句。 再如杜甫在《房兵曹胡马》中写西域来的汗血马，把北魏贾思勰论骏马的「马耳欲小而锐 ，状如斩竹筒」及东晋王嘉《拾遗记》中形容曹操麾下大将曹洪座骑英姿的「耳中生风， 足不践地」，揉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不仅文字链达，形象精准，且速度感跃 然纸上。 到了《暂如临邑至(山昔)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中的「鼍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中年的杜甫藉以表现速 度感的意象与意象间的联系，更加纷陈紧凑，令人目不暇给。转化，是诗意表现的基本要 求，而杜甫在基本功上所呈显的出神入化天分，惊人至极。 终其一生，倒装句法是杜甫进行诗意舖陈与转化时，最重要的手法。晚年客蜀期间所写的 《登楼》中，首、次联「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 变古今」，运用倒装法，将情绪嵌入动态的风景，焊溶时代感、意象与空间感；诗人的历 史心灵，彩色斑斓。 倒装法在杜甫手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前卫感。但倒装法并非出於杜甫的文学实验，魏晋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诗人就已广泛运用，着名者如影响杜甫极深的鲍照。 鲍照的民谣形式作品，如《采菱歌》：「要艳双屿里，望美两洲间；褭褭风出浦，容容日 向山」，倒装法的民间性呼之欲出。再读当时的风谣，如东晋初期的《豫州歌》：「幸哉 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思歌且舞」，则知倒装法根源於 乐府中的问答式民谣──相和歌，亦既现代民谣研究中所说的呼唤与响应（Call and Respond）。 新乐府诗人采用民谣中的问答形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历程产生了两层革命性的影响。第 一层改变是敍说方式从第一人称移至第三人称，第二层转变是作者视野从菁英中心移至黎 民百姓。在这两层结构转变的作用下，新乐府诗中开始出现复数的「他者意识」，作品与 读者间的对话层次因之纷杂，总而呈显现代小说的基本要素，亦即羣黎的多元叙事主体。 在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上，独白式的史诗占据了非常长的时期，小说性质迟至16、17世纪才 出现，而中国在西元第3世纪初的汉魏时期，於当时的文学社群──建安七子之间，就已 蔚为风气。从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表现作者与林中孤儿的对话，到陈琳参考《陌上桑 》、《东门行》及《孔雀东南飞》等对话体流行歌谣，写出小说体式的新乐府经典《饮马 长城窟行》，在在说明，中国诗学受乐府影响，至汉末、魏晋，早已众声喧哗。 藉民谣创造对话的写实主义文学 杜甫从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人那里所继承的，不仅是白居易所指明的「为时而着，为事而 作」的写实主义精神，同样重要的，还有写实主义的创作艺术。天宝十载（751年），困 顿长安的中年杜甫写下即事名篇《兵车行》，承先启後，预示了他的所有伟大：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兵车行》像是杜甫对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的致敬与回应。在其创作历程中，此篇之所 以重要，不只因其首度触及了生民苦难并针砭时政，且是诗人承接乐府歌谣资产并进行再 创作的初啼之作，且为其後的三吏、三别等纪史名篇，奠定了写实的手法。 杜甫一出手就超越汉魏名家，将乐府诗体的写实艺术推高至前无古人的境界。然而，能文 之人遭逢战乱，无论是反应社会苦难或批判政治败坏，汉魏以降早已辉煌见诸民间及文人 的乐府诗歌；那麽，杜甫要如何超越呢？ 诗人回归民谣的根本：声音、节奏与结构。《兵车行》的节奏强烈，就乐府诗而言，其音 响节奏之猛，宛如1970年代的英国叛克（Punk）音乐之於前一个世代的摇滚乐。 此诗一开头便连用两个三字句，使灰色系的声音场景充满了不安的氛围，接着平仄相间， 绷紧文字的节奏，同时频繁变换场景与韵脚，令人感受祸乱的迫近，接着腰处插入8句五 言，并起用短韵「u」，造成低廻与急促感，传达男丁备受奴役的命运，最後又以长韵「 ou」及「ui」，引领读者细细慢慢地咀嚼历史的悲痛。《兵车行》的音乐性丰富，不管使 用哪一种汉语系地方语，读来尽皆抑扬顿挫、胸臆澎湃。 书写悲剧有两道关卡。第一道关卡是写实，亦即掌握现实的矛盾与苦痛的细节。但真正把 苦难写真了，又容易令人不忍卒睹，或读来沉痛闷抑，导致疲乏，令人急於脱逃。也就是 说，写实主义文学的方法经常让它的主人到不了预设的目的地。因此，伟大的写实主义文 学家必须借助形式，在读者与文本间创造疏离的空间，使读者拥有客观的距离，以与作家 产生审视性的对话；这是第二道关卡。 为达到疏离的效果，1960年代的Bob Dylan参考了两种风格：充满边缘感的乡村蓝调（ Country Blues），以及前卫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疏离剧场。同样地， 杜甫从自身的民谣传统中汲取可用的元素；在《兵车行》中，他使用乐府歌谣的重要形式 ──问与答，帮助身陷历史场景的读者抬高视线，以做为客观的第三者。但读者刚安稳於 客观的特权，杜甫又运用「君不闻、君不见」的乐府句法，将读者变为负有历史责任的第 二人称。如此诱进、高抬与移位，杜甫藉乐府民谣的元素，创造了真正具有对话效果的写 实主义文学。 在文学史上，杜甫早被誉为「诗史」，到了现代，更被封上写实主义诗人的称号。 杜甫当之无愧，毫无疑问。然而，在诗人的创作生涯中，符合「诗史」或「写实主义」的 作品，比例并不高。其大部份作品的说话对象，仍是诗友、文臣将相，以及最多的──他 自己；更严格说来，前两者说的也是诗人自己。 因此，确切地说，杜甫是一个务实的写实主义诗人；他只有在面对时代的剧痛、不堪与涂 炭的生灵，内心昇起为哀哀生民说话的使命时，他才会动用乐府歌谣的民间形式。而当然 ，一旦诗人起心动念，其作品便就是既写实且批判，音乐性强，艺术性高超，而对话性深 且广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时代巨变、社会动荡，怀抱淑世热情的文人转向民间，重新认识时局 ，并向民谣学习新的论说与创作方法，本就是一个长远的传统。公元758年6月，被贬谪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离开长安，展开了他的公路歌谣之旅。 (本文改写自《我等就来唱山歌》书中旧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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