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NTUniNews 看板] 作者: Dachiao (Lu) 标题: [转录]我的野百合2 [陈信行 时间: Sat Nov 22 19:07:17 2008 我的野百合（二） 苦劳论坛2004/04/17-1 资料来源：苦劳网 / http://0rz.tw/2e1Vm 作者：陈信行 （1990年三月与五月学运广场总指挥之一，现任教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有许多丰富而有时互相矛盾的层次：党外菁 英向国民党争权力的斗争、透过美国的权威在台湾所建立的自由 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被排拒在党国特权圈子之外的台湾 新兴产业资本挣脱束缚的要求、在每日的阶级压迫中愤懑的都市 工人阶级的反抗意念、从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乡土意识转向到反 中的台湾人认同的建立、、、。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同样包含着 这些复杂的元素，是一个反国民党各倾向与派别的大联盟，而鲜 少展现为一个一致的整体。然而，在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愈来 愈确定地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政治运作（当时我们吧populism翻作 「大众主义」）。 民粹主义的运作逻辑是这样的：领导菁英头人简单地把社会划为 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及包括这些运动领导者在内的被统治「人民 」，在彷佛铁板一块的「人民」中各个阶级与群体所经历的压迫 ，在这个路线中，都必须被转化为对统治阶级的抗议。而受压迫 群众翻身出头天的希望，在於把不同於统治阶级的那些「我们的 」代言人推上权力的宝座，然後让这些头人照顾我们、代理「我 们」解决一切。在这种路线的实践中，种种活生生的社会矛盾被 吸纳、收编、掩盖，尤其是那些存在於「人民」之中的不同阶级 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头人政治形式压抑了民主运动本来应许的各 个社会生活层面上的民主化，而仅剩下单薄的政治体制改造与选 举政治。 1980年代初党外的「鸡兔问题」辩论似乎试图处理这种头人政治 的问题。这场辩论後来产生了「群众路线」的新潮流派系，挑战 着「选举路线」的其他党外山头。然而，这场路线辩论，事後看 来，也不过是关於手段问题的辩论。由头人夺权来代替群众解决 问题的路径，是两条路线都默认的共识，差异只在於是完全以戒 严体制之下的「合法」增额民代选举，还是佐之以「非法」的群 众动员作为手段。 在对於「民粹主义」的批判立场上，「民学联」的学运团体逐渐 发展出与「自由之爱」系统不一样的想法与作法。我们希望协助 群众争取权利，而非代群众发言。在作法上，「民学联」强调以 运动一份子的身份参与农运、工运、草根环保运动，而非「客观 中立」地「分析」「研究」运动。在这个想法中，学生的校园民 主运动与校园外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一样，是批判改造 不公不义的台湾社会的运动的一个部门。渐渐地，反资本主义、 反帝国主义的想法成为「民学联」路线的主流。「人民民主」这 个空泛但试图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区隔的口号，成为民学联系统 的社团喜爱的标志。 对於民进党主导的政治改革运动，以及「自由之爱」系统当作核 心关怀的校园民主运动，「民学联」的社团仍然将之视为关注焦 点之一，但不是全部，甚至常常不是最核心的关怀。「政治运动 」vs.「社会运动」是当时的「民学联」语境中时常出现的语汇， 而我们比较关心的是「社会运动」。如果民进党菁英路线的原则 是把所有的问题上升到威权体制的政治问题，让群众透过菁英的 眼光看世界，自认与他们相对的我们的原则则是把所有的问题还 原到群众所认识到的真实问题，让菁英以群众的眼光看世界。尊 重群众的「自发性」，是我们的「社会运动」路线的一个重要精 神。我们对民主化的想像，不是透过群众支持民主菁英夺权，而 是在一次次为了争取护卫自己利益的群众动员中，由群众自己教 育自己，发展出足以与现在与未来的统治者相抗衡的世界观、政 治技能、与基层组织。我们所向往的未来的台湾，是人人都有能 力当主人的激进民主社会。 在「民学联」运作的几年之中，假期中举办的认识、支援社会运 动的各种工作队一直是跨校组训的最重要机制之一。我们那时候 相信，坚持社会运动「人民民主」的路线，我们终将为台湾的民 主运动寻求出一条超越狭隘地追求正常代议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 的限制的路线，在未来持续地在阶级、环境、性别、族群等各个 层面上深化民主。 「民学联」是否当真实践了它的自我期许，事後看来，当然不见 得。联考制度下养大的青年学生要能够踏实地与群众结合、成为 勤勉耕耘草根的组织者，事实上缺乏包括必要技能在内的太多主 客观条件。即使到今日，我们一代中能够不负这种自我期许的人 也并不太多。「人民民主」的口号、想法与作法或许也并不怎麽 圆熟。不过，在当年，我们确实是真诚地这麽相信的。而且，这 样的想法不是凭空、也不是从书本而来，而是与我们的论敌互动 的过程中产生的，是民主运动中的台湾社会的产物。 虽然「民学联」不把「政治运动」当作自己关注的核心，作为一 个相较之下跨校组织比较成熟的学运派系，在各地及跨校串连的 校园民主运动中，「民学联」并未缺席。面对三月学运这麽庞大 的学生抗议活动，「民学联」也很快地透过既成网路动员起来， 与其他学运派系合作、与更多不属任何社团派系的新出现的学生 合作撑起了那个场子。在广场上，除了学生之外，更多数的是外 围一圈传统支持党外/民进党运动的群众。拉起一条区隔线，在当 时「民学联」决策同学的想法中，有助於保持学生场子的自主性 ，避免完全被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或公职人员主导。因此，民学 联在当场也同意了「那条线」。 我所知道唯一以当时的政治立场会反对「那条线」的学运派系是 新潮流青年组织「新青年」，它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组织。 「新青年」认同自己是民进党主导的政治民主运动的一部份，从 他们的立场看来，不管是菁英主义者要区隔「单纯」的学生与「 复杂」的群众，或是「民学联」要区隔「人民民主」的学生群众 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进党政治运动，应该都是荒谬的。 他们为什麽当场没有反对「那条线」，我自己并不清楚。不过， 从外部看来，在三月学运广场静坐的那几天之中，驻紮在学生指 挥中心对面的民进党的指挥中心一直非常有意地低调尊重配合着 学生、凸显学生的场子。或许，面对史无前例地对群众运动友善 的媒体，当时的民进党决策者相信区隔出一个不同於自己、又与 自己的目标相契合的菁英反抗运动，是有利的策略吧。 【时势与「主体性」】 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各派系最喜欢的一个字眼就是「主体性」。 学校老师教官校园特务把学生当小孩管是侵犯了我们的「主体性 」；联盟运动的场子中我们派系的声音被压下来、旗号不够鲜明 、诉求被忽略也是侵犯了我们的「主体性」；学运社团里的学长 压学弟妹更是严重的侵犯「主体性」。这个既暧昧又似乎充满意 义的本土自产字眼似乎是从「自我」被不断压抑的戒严时代解放 出来的台湾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今天，关於中正纪念堂广场上 的绝食学生算不算学生运动的争论中，「主体性」的模糊尺度又 再次被抬了出来。然而，野百合学运真的有什麽「主体性」吗？ 在当年的广场上，或许在所有的运动场合上也都一样吧，根本没 有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意志。我上面所说的就是两个至少自认为与 对方非常不一样的立场与政治倾向。而那还只是学生群的一小部 分。我的「广场总指挥」职务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不是我负责执 行的川流不息的演讲、歌唱与口号，而是永不止息的发交各校讨 论、选举校际代表、决策小组、以及决策被群众推翻後的领导班 子总辞重选、直接表决。如果说台湾民主化经验的核心是对投票 的崇拜，十四年前三月的那几天我们在广场上把它推到了极致的 地步而产生出某种荒谬的美感。何时要进、何时要退、要不要接 受这个或那个提议、、、。在这些战术问题上，大概大部分参与 者的「主体性」都受到了空前绝後的尊重吧。可是，这代表的是 那时候的学生对「独立思考」特别坚持吗？ 或许每一个对民主价值稍有坚持的人都会同意，具有批判性的独 立思考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也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但是，在集 体行动的层次上，一大群人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共同做一件事， 绝对不是从原子化的个人的「独立思考」逐渐透过某种科学提炼 过程而凝结为共识的，而是历史与意识型态的产物。试金石不在 於那些人们激烈地彼此不同意的东西，而是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 事情。 野百合学运的四大诉求 ─ 「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国会全面改选」、「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 ─ 是怎麽产生的？绝对不是经历过如各种战术问题一样激烈的讨 论。我个人并没有参与决策小组，只在事後的会议中间接了解到决 策过程。据我所知，唯一有争议的是第四条。「自由之爱」系统的 提案原是「订定政治改革时间表」。「民学联」系统的校际代表希 望把我们关心的阶级、环保等议题也带进去，可是跟整体高度政治 性的诉求又配不上，在与其他立场的学生妥协之下，搞出个模糊暧 昧的「政经改革时间表」。立场的不同，只表现在一个字上！至於 前三项，尤其是不涉及执行程序问题的前两项，并没有太多的讨论。 为什麽？答案简单到不需分析。关於威权时代台湾的民主问题的论 述，从雷震、殷海光的时代，一直到美丽岛事件、民进党成立、解 严、、、，总共经过至少三十年，两三代人从刍议到抗争，早已清 楚明白得无须多说。朝向国会全面改选的体制改革，是1980年代末 各种立场的反对运动一致的共识。比起现在的静坐学生或是几年前 另一个不成功的模拟版本「菅芒花」，野百合学运或许诉求清楚、 有具体的愿景、也有更广泛的支持。但是这绝不是学运学生思虑周 延的产物，而是三十余年成千上万人投身的民主运动的成果。学生 也只不过站在浪头上被时势拱成了运动的象徵。 当时的时势，确如之後多如牛毛的分析指出，是一层包着一层的政 争：国民党内的李登辉（及其侍从宋楚瑜等）的主流派斗李焕、梁 肃戎等非主流派；民进党斗国民党等等。但是，更放大来看，党派 与政治人物，与学运学生一样，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行动或许自认为 是来自自己主观的意志、判断、信念与据此而生的策略，可是形成 这些动机、判断与信念的是更大的历史过程。14年後看来，1990年 前後是台湾政治民主化在建立形式民主制度方面开始获取成果的时 刻，在阶级政治上是在威权时代国民党政权呵护长大的本地资产阶 级开始反客为主的时刻。在那之後，大财团取代了党国官僚成为政 局与政策的主导者。在那之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众多国家同步， 冷战时代的威权政体被选举代议民主取代，资本跨国化、去管制、 私有化等一系列向更纯粹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举措深化了台湾的阶级 矛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任何一个角色的「主体性」都是有限的 。 用「主体性」是否存在、是不是「被利用」作为最高尺度来评价行 动者及其行动，往往必须假设行动者是可以自由地依其脑中独立发 生的意志而行，而其意志又可以忠实地反应其客观处境。这才算不 「为人作嫁」。这种人与行动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历史难道 不是充满着出乎行动者意料之外的结局吗？ 如果说当年的学生被政争所利用，以致「主体性」可疑，我们大可 诡辩地、带点阿Q精神地把说法颠倒过来：我们这群热中民主改革的 学生利用了李登辉与民进党作为打倒威权政体的工具。而我们与李 登辉都被王永庆利用了，大家都是呆子。在这个层次上的争论是不 会有什麽启发性的。 然而，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我们就是被动盲目地被身外的历史浪潮推 着走。任何一个真诚的实践者都希望，即使是在层层的历史限制与 盲点、束缚之下，我们的实践能够尽可能达成我们主观抉择的信念 与愿景。所以我们才会兴高彩烈地唱着「让思想冲破牢笼」。「主 体性」这个词汇所想要表达的复杂意义之中，如果有什麽值得尊崇 之处，在於其中希冀行动者是自觉而明晰地知道自己在干什麽，从 而使行动与改造现实的目的结合起来，而非甘於作身外力量的木偶 。从这点看来，「民学联」之中和我一般反菁英主义的学生，在90 年的运动中，是失败的。 在那年3月21日的收场时，我和许多人共同感受到的，不是欣喜， 而是一种深沈而屈辱的无力感，我自己要过了几年之後才逐渐理解 那时候的感觉是什麽。 【为什麽是学生？】 揽镜自照，像我一样的学生，在1990年的台湾，在30余年的民主运 动潮流中，并没有太多特殊之处，社会上各个角落有太多更积极的 献身者比我们为这个千万人的集体事业付出更多。为什麽偏偏是这 几千名学生被当时的媒体捧成社会的良心、历史的缔造者，彷佛一 张学生证就给了我们某种非凡的神力。这个问题在当时和现在一样 困扰着我们。我自己在五月反郝大游行之後是这样说的： 唯心主义的社会观总是认为有一种终极价值是超越历史而存在的， 诸如天赋人权、真理、正义、神、、、，它们是亘古永存、万世不 变的，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产物。庸俗化的推论则成为： 只要涉入到具体而真实的社会斗争中的人，就不可能真正地持有那 些终极价值，唯有中立的、「客观的」人，换言之，超越凡俗的人 ，才能成为终极价值的化身。国民党老是用这套来打击政治反对运 动，因为反对运动者是权力竞逐的参与者（虽然同时又用相反的一 套来分化社会运动，宣称唯有有直接利益瓜葛的人才有权涉入〔其 他的都是「外力」、「假农民」、「假劳工」等〕）。长久下来， 要求「客观中立」的庸俗社会观已成为台湾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份 了。 而学生，这个长久以来被禁闭於校园中、隔绝於世事之外，又尚未 进入社会生产体系，较少实际利害纠葛的社会集团，恰恰好符合主 流意识形态对「正义化身」的要求与期待。於是，数月来气闷於政 治舞台乌烟瘴气的社会大众，纷纷把自己对政治改革的主观愿望与 参与政治改革的意念，投射在这一小群学生的身上。注1 这个分析，现在看来，我仍然觉得是有效的。或许也能解释当前媒 体对於学运与反学运的真假的奇异痴狂吧。 但时，随後，在同一篇文章中，我雀跃地历数一个个指向学运有可 能突破藩篱的迹象：学生有可能动摇意识型态国家机器；统治阶级 自己的後备队的反叛将带来根本性的挑战；孩子们召唤父母走上街 头的威力；甚至总统府卫戍宪兵都有人写信给广场学生表示支持。 从而，我把学生群众称为「反体制的先锋队」，并自许我们自己在 下一个阶段「不但要进一步地挑战一切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更要进 而将民主的成果散布发扬，让野百合的肉身化为丰腴的肥料，浇沃 在人民的土壤中。」 我乐观而自大的学运豪语，14年後看来，如果不是彻底落空，至少 也大部分没有实现。为什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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