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NTUniNews 看板] 作者: Dachiao (Lu) 标题: [好文] 我的野百合1 陈信行 时间: Sat Nov 22 19:07:05 2008 感谢bonobo提供此系列文。 我的野百合(一) 苦劳论坛2004/04/16-3 资料来源：苦劳网 作者：陈信行 （1990年三月与五月学运广场总指挥之一，现任教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一切关於历史「重现」的感觉与说法，难免都会被人以马克 思在〈雾月十八〉中的破题名言冷冷地讥讽：第一次是悲剧 、第二次是闹剧。野百合是否十四年後再度开在广场上？两 周来，各种立场的论者不断地以戏剧的精神铺陈着论述。在 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纯真与背叛、青春与世故、理想性与肮 脏的党派政治、记忆中洁白无暇的野百合与江湖中烂熟得只 合当堆肥的人物、、、。然後，依着既定的角色与情节的安 排，人们争论着到底这群或那群人符不符合剧本的要求。 对於像我一样活过那段情节，并在当时积极参与情境的人来 说，制式化的野百合版本实在把太多可能更有意义的段落与 轴线作为杂芜旁枝删掉了，从而变得苍白失血，彷佛只是庙 宇中解释主祀神只神性之所由出的、简略而充满讳饰的「显 圣录」。如果不想被供起来当菩萨、不乱说乱动、只依着隐 形编剧的安排乖乖演出，我们这几千名现在还只是四十上下 的昔日学运参与者，都应该把那些被忽略的记忆挖掘出来， 不为了「话天宝遗事」 ─ 还不到那年纪 ─ 只为了防止这 些过去被注入福马林、成为标本。 首先，关於野百合「第一次是悲剧、、、、」的说法被提出 来，不是这两周的事，而正是1990年的3月，就在中正庙广场 ！那个悲剧当然不是指我们自己，而是前一年的六四北京。 当时在广场上所有的人，在前一年都经历了国民党宣传机器 最後一次戒严时代风格的反共宣传大动员 ─ 24小时实况转 播「匪政权」即将到来的灭亡过程、校园党部与救国团系统 积极地动员声援大陆同胞、心手相连、、、。我们在成大， 人数向来不多的学运社团趁着这个机会争到了免审查贴大字 报的「民主墙」，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义正辞严 地向训导处怒吼：天安门广场上可以有民主墙、凭什麽台南 大学路上不能有？而更多人，透过电视看到了这样奇异的景 观：在北京戒严之前，「万恶共匪」的警察赤手空拳、手挽 着手抵挡群众的进逼；而我们「复兴基地」的宪兵每遇群众 运动必定恶狠狠地盾牌棍棒齐出。谁是谁啊？ 当然，北京镇压的枪声一响，我们在台湾的异议学生再也不 能如89年5月那时候一样说话大声了。国民党再怎麽野蛮也还 没开坦克车压我们吧。然而，第二年的三月，北京天安门广 场的符号一件一件地重现在中正纪念堂：「广场指挥中心」 、绝食团、一份题为「27军不要来！」的广场文宣、、、。 我的同志们绑着头带含泪向父母道歉、加入绝食行列的镜头 ，在电视上看来酷似前一年的纪录片。甚至「野百合」这个 图腾，也是广场学生们讨论要以什麽形式来替代天安门那座 与自由女神肖似到令人不安的「民主女神」像时，而产生的 一个我们觉得更为可亲的识别标志。 与「、、、、第二次是闹剧」的情节最符合的，在我的记忆 中，是当时一遍又一遍在台上扯开喉咙带唱的〈国际歌〉。 之前左翼学生只敢私下压低声量唱的这首歌，在三月学运的 情境下，变成为召唤六四死难者的幽魂为我们加持的法宝。 当同学与群众问这首歌的由来时，不知多少学运学生眨着眼 、嘴角不由自主地露出点神秘微笑说：「这是天安门学运的 歌啊。」在之後的十余年，在我的学运同侪们的婚宴上，这 首样板戏里英雄被绑上刑场才会响起的歌，成为大家哄闹祝 酒时炒热气氛最爱的合唱小曲儿。 当然不是说三月学运份子那麽有意识地照抄我们透过媒体看 到的天安门符号体系。人们穿着旧衣服演新戏，如马克思在 一百五十年前说的，是再自然也不过的。只是在媒体爆炸的 年代中，以前要经过几代才成为「久受崇敬的服装」，现在 不到一年就可以拿来穿戴。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用这些符号 ，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效果──在三月学运之前，从来没有哪 一次群众运动会受到台湾媒体如此高烧狂热的关注。也就是 从广场上开始，群众一面抗议，一面在大萤幕上看着自己的 抗议的现场转播。这个场景在未来的十四年不断地重复。 另一方面，符号不仅仅是容许人凭着自由选择捻之即来、弃 之即去的东西，它本身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性质，也在特定 的历史交会点上才会发挥作用。在三月学运的广场上，最恼 人的这麽一个符号，就是那条「阶级界线」──划分静坐学 生教授与外围「群众」的纠察线。这条线的出现所展现的当 时学生运动与政治民主运动的特点，直到今天的时局仍然在 发生作用。 【「单纯」与那条界线】 89民运初起时的北京高校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时，身旁 拉着一条绳子，围绕着的学生纠察队忙着把「市民」隔在外 面、把学生和教授圈在里面。这条界线把运动主体定位为「 单纯」的学生与知识份子，而不是外头成分复杂的市井小民 。从而，这整场抗议（在各种复杂的性格之中）带着一分极 为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气味──公车上书、举子罢考、儒林清 议、、、，是未来的与潜在的国家机器的操作者的反叛，而 不是国家平素统治与镇压的对象的反抗。这种反叛历来对统 治者似乎总是既头痛又安心，头痛的是它是「祸起肘掖」， 安心的是它在形式上是以健全统治机制为目的，而非意欲彻 底推翻体制的「民变」。89民运当然远远不只是一次激烈的 公车上书，但是透过层层的叙述转译，这种解读法在当时的 台湾是非常盛行的。 我是三月学运的第三天到现场接手广场总指挥的。我到的时 候，那条线拉起来已经两天了，纠察队尽责地检查着出入的 抗议者的学生证与学校服务证，而作为团体的一份子，几个 主要学运派系的工作人员在抗议期间都不曾挑战已成团体决 定的那条线。一直到三月学运结束後，在各团体的内部检讨 与全学联筹备会中，那条线的问题才被挑出来批判。从而， 在两个月之後的五月反军人干政大游行中，那条有形的线消 失了。 当时的媒体简直爱死了那条线。那是多麽好说故事的对比啊 ：在圈圈内，是「单纯」、天真、善良、充满理想性的（换 句话说，有点鲁钝的）学生与知识份子；在圈圈外，是充满 心计的成人世界，是「非理性」的「X进党」暴民与野心阴谋 份子。不可讳言地，媒体这样打造的形象，使得好几千以前 从来不敢站出来的学生与教授愿意走入圈圈内，分享那份十 分传统的荣光。 这些透过史上第一次的媒体动员而非之前的学运组织脉络被 召唤出来的参与者，在後来的岁月里，往往会把野百合当成 生命的一个巨大的转捩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例子，是一 位年轻教授，在我控场时登记上台发言。他的演讲结结巴巴 地开始，愈来愈顺溜、愈来愈高亢、愈来愈常出现一些充满 机锋的笑话，最终在满场喝采声中结束。他很有风采地走下 台阶，在最後一阶时忽然软倒在地、抱头痛哭。他的几位学 生与他哭成一团。原来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敢公开地批评国 民党，兴奋的同时，被自己吓坏了。他之後十几年成为造势 场子的明星主持人。像这位教授一样的人们，在我们做撤退 决定时表现得特别激动，一千个不愿意这场生命的最高潮就 此结束。 然而，在场串起工作骨架的既成学运派系与社团 ─ 以「民 主学生联盟」和「自由之爱」主导的台大学生会两大系统及 「新青年」等较小团体为主 ─ 大概没有人是那麽全心全意 地浸淫在狂喜之中。对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不是第 一次，也应该不会是最後一次行动。运动不由此始、不由此 终。但这的确是我们第一次运作一个如此庞大的活动。我们 更关注的，是如何顺顺当当地把这次抗议撑下来、撑过去、 蓄积更多的能量，在我们已经分别在各自的团体中集体地投 注了几年生命的运动中往前更进一步。 【学生与群众之间 ─ 1980年代学运的两种观点】 「那条界线」的存在，基本上符合当时不同系统在各自立场 上的是非判断。1980年代学运的内部争论的主轴，正是两种 对於学生知识份子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从而是民主运动中菁 英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观点。在运动的各个时刻，这 种差异往往展现为激烈的路线与派性斗争。这些斗争，尤其 从非派系中人看来，时常是非必要的、无原则的。尤其透过 媒体与後来的历史叙述之中，斗争之所本的原则问题鲜少被 提及了，只剩下派系之间的合纵连横。我认为，派系斗争的 负面消耗之处或许都是事实，但是，在斗争的核心，的确真 实地存在着对於民主的、对於未来台湾社会的不同愿景。当 年派系斗争的核心议题，在今天的台湾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值得藉由回顾再次展开辩论。 【「自由之爱」的菁英主义观点】 当时以「自由之爱」为首的派系的看法是最符合「那条界线 」的原始意义的。这个派系包括了现在最常以野百合之名被 捧或被骂的林佳龙、罗文嘉等人。他们在知识份子与群众的 关系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最早表现在1987年台大「自由之爱」 发表的〈新社会宣言〉。这份宣言是为了配合当时「自由之 爱」成员到鹿港举办了一次反杜邦调查团之後的研究成果发 表会而发表的。那次调查大体证明了鹿港民众大致上是反杜 邦的。反杜邦调查报告的发表又是为了配合台大学生在校内 抗议校方对「大学新闻」的停刊处分，并争取校内言论自由。 第二年组织成为「民主学生联盟」并与「自由之爱」系统产 生时而激烈的辩论的其他学运团体对〈新社会宣言〉的解读 是：在充满深奥类左派名词的语言之下，它其实倡导的是一 种功利主义的伦理。17年後重读这份文件，我还是这麽认为。 〈宣言〉的主旨（在我或许因派性而不够厚道的解读之下） 是这样的：台湾的大学生，在名曰「特别权利关系」的法权 体制下，不被视为具有全部公民权利的个人，而是必须被校 方当局教导管制的对象。学生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反抗这种压 迫，而不是为了追求社会主义之类的「彼岸理想」，也不是 为了完成「以天下为己任」之类的传统知识份子角色。但是 ，学生们还是需要「深入民间」。「深入民间」的目的有三 ：第一、了解掌握社会脉动；第二、获取校园之外的有形无 形资源来打争取校园民主的仗；第三，「建立学生公信力」 ，藉着在外头扮演「客观中立理性」的知识份子角色，回过 头来跟校方当局证明学生是完整的社会人。 〈新社会宣言〉及类似的发言不断呼吁「放下知识份子的虚 矫身段」，这句话具体的意义是，别再相信什麽终极理想， 当个聪明的资源经理人，把所有的结盟关系当成是暂时的， 把各种资源拿来完成自己的（暂时的、非终极的）目标。当 时的民学联成员认为，如果持着这种想法，知识份子菁英与 其他群众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仅仅是犬儒的利用关系：知识 份子用自己的光环帮忙合理化群众的社会运动（虽然不见得 有用），而群众反过来抬高这些知识份子的身价。说到头， 这是个菁英主义的想法。我记得在1987年的一场生活营中， 一位现在民进党的大老是这麽诠释学生运动的用处的：社会 上每个人的份量不同。地位低、知识低的份量低，要动很多 才会有点力量；地位高、知识高的，动一点点力量就很大。 以後会变成菁英的大学生属於後一种，所以动起来不需太用 力收效就很大。 功利主义的菁英主义者不是什麽「单纯」的「有理想性」的 学生。倒不是说他们就一肚子坏水，而是在他们明示的立场 中，任何理想的宣示都只是暂时的手段。而且，每个不同的 群体甚至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目标，只是在暂时性的结盟关 系中结合。「理想性」的知识份子光环有助於自己或与我结 盟的人达到目标，当然应该利用。 当年持这种立场的学运份子是目前在绿营中政治事业最成功 的。他们或许也会承认当年早就对民进党有偏好、早就不是 什麽政治立场上「客观中立」的知识份子。可是在1990年的 三月，他们支持在自己与民进党的支持群众间拉起一条界线 ，没有这条界线，没有菁英知识份子「单纯」的矜持姿态， 学运对民进党主导的民主改革运动的用处不会这麽大。 【反菁英主义的「民学联」路线】 当年的民学联也同意拉起「那条线」，但却是为了完全相反 的理由。那是为了防止民进党头人的入场主导。 我自己从一个兴奋地见证民进党创党的大一学生，转变为对 当时民进党主导的政治运动充满不满，正是来自於在一场又 一场的群众运动中的切身经验。从80年代中开始，我们看到 了成百上千支持民主运动的群众在党外菁英一声声「咱台湾 人」的激情召唤下一次次地走上街头、冲向镇暴警察，最终 只是当了领导菁英的火牛阵。带头的律师、民意代表、党职 人员甚至在群众为他们与镇暴警察打得头破血流之後，还会 反过来指责「冲组」的群众不理性。「资产阶级民主」这个 字眼，在这样的场合中成为活生生的经验。 我们经历的挫折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1988年的520农运 。这场悲剧当时为几个月来声势愈来愈浩大的农民抗议划下 句点，现在一些人的回忆中竟然成为农运的最高潮！在520之 前的三次大型农民抗议动员中，干部群以非新潮流派系的民 进党地方党工为主，南北各校的学运社团也热情地加入协助 文宣工作。在当时模糊的共识中，农运的目标是为美国压迫 下的台湾农业寻求一条生路，而它最大的意义在於让向来保 守退缩的农民们逐渐敢於为自己的利益挺身上街头，对抗剥 削了农民40年的亲美国民党政权。所以，在组织上农运寻求 最广泛的联盟、在行动上寻求在激烈抗议的同 时平安顺利地把农民带上台北街头再带回来、在适应群众的 认识与自觉水准的前提下往前进，以让愈来愈多农民不惧战 斗。然而，在新潮流强烈主导下的520冲突打破了这个共识。 最终在警察暴力下成为一个震动视听的钜案、把被捕被关的 一些政治人物拱成了明星；却让各地正在进行的农民基层动 员工作难以为续。不管主导520的那些人主观是怎麽想的，客 观的效果是：不断激化的、以群众为火牛阵的运动路线牺牲 了群众自主的运动能量、造就了少数政治明星。它是我们後 来在1990年代称做「民粹主义」的菁英运动，而不是真正能 够容许受压迫者自身力量壮大的民主运动。它最终成就的是 群众的代理人，而不是群众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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