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址﹕http://www.ycwb.com/epaperclick/ycwb.html 质疑《色﹐戒》的国家立场──不写什麽﹐底线在哪里﹖ 陈冲 　　不写不可以吗﹖ 　　“写什麽”和“怎麽写”哪个更重要﹐是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长期争论 而仍然“不休”﹐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争论的逻辑前提不成立。“写什麽”和“怎麽写 ”都很重要﹐从逻辑上说﹐只有当它们确实涵盖了文学创作的所有问题时﹐“哪个更重要 ”的问题才有意义。而实际上﹐这两项相加﹐远不是问题的全部。至少﹐还存在一个我这 里要说的“不写什麽”的问题。 　　让我们就从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说起。 　　我所说的“不写什麽”﹐不是泛指作品中所有没写到的东西﹐而是仅指该作品的特定 情境中通常会有却偏偏没写到的东西。比如《色﹐戒》中没有写到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就不具有“不写什麽”的意义﹐因为那不在作品的特定情境之内。《色﹐戒》的故事﹐讲 的就是一群爱国者试图诱杀一名汉奸特务头子的经过。影片的男主人公就是这名汉奸特务 头子易先生﹐女主人公则是作为“诱饵”的王佳芝。在这样一种特定情境里﹐易先生虽然 没必要拷打爱国人士﹐但通常总会有某种行为来表明他是个汉奸特务头子﹔王女士虽然没 必要时时发出豪言壮语﹐但通常也会有某种言行来表明她的爱国情怀﹐来解释她不惜献身 的原因。然而﹐在影片《色﹐戒》中﹐这些都被最大限度地虚化了﹐归於“不写”之列了 。正因为所有这些的一概“不写”﹐男女主人公的身份﹐汉奸也好﹐爱国者也好﹐都成了 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虚名﹐至少也是导演希望我们尽量不要去注意的东西。然後﹐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或者说导演希望我们密切注意的﹐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若换用摩登（ 译为“现代”或“时髦”均可）的说法﹐就是两个“仅仅作为人”的人。 　　这样处理不可以吗﹖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据说李安在好莱坞也称得上金牌导演﹐我们索性就从好莱 坞引入一个参照系。在那些相对严肃、不是纯娱乐性的好莱坞影片里﹐“不写什麽”也是 很有讲究的。“越战”以後﹐他们拍了多部“反战影片”﹐其中的好几部﹐还成了电影史 上的经典之作﹐比如《现代启示录》、《猎鹿人》、《野战排》等等。这些影片在电影艺 术方面所达到的总体水准﹐比《色﹐戒》只高不低。这些影片对“越战”的基本态度都是 否定的。不过﹐它们的批判锋芒﹐不是指向那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而是指向战争本身的非 正当性。也正因为这种“人性”的立场﹐这些影片都不看重片中人物的身份（士兵或军官 ﹐来自城市或乡镇﹐白人或亚裔非裔等等）﹐而是把他们“仅仅作为人”来看待。这些影 片的批判有相当的力度﹐它们写到美军内部的腐败﹐写到一些美军官兵人性的泯灭、兽性 的膨胀﹐让人猛一看好像已经没有任何顾忌。但是﹐只要稍微留点神﹐就不难发现它们在 “不写什麽”上都不约而同地保持着一条底线﹐就是不写美军吃败仗﹐尤其不写大败仗。 这显然不是因为编导们缺乏足够的艺术勇气﹐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有底线﹐也 知道这种事情的底线在哪里。美国人能接受意识形态倾向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党派 立场的不同﹐但在国家立场上不含糊。你的影片如果越过了这条底线﹐美国观众肯定通不 过。 　　但是﹐同样的问题﹐李安在面对中国观众时根本不担心。 　　《色﹐戒》这部电影是根据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而该小说的主要情节﹐又取材 自国民党中统特工郑苹如等刺杀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未遂的故事。据张爱玲自己说﹐她是 从1953年开始构思这个小说的。以张爱玲的才情﹐写一篇万余字的小说﹐竟然用了25年的 时间﹐原因可能有多个﹐但最主要的应该有两条﹕一曰写作难度﹐二曰等待时间起作用。 　　写作难度难在哪里﹖难就难在“不写什麽”上。小说人物王佳芝是个中间体﹐这一面 ﹐是竭力要把自己的影子附上去的张爱玲﹐另一面﹐是原型郑苹如。张爱玲要达到前面这 个目的﹐就必须强调她与郑苹如之间的共同点﹐极力淡化、虚化不同点。她们的共同点有 两个﹐一是都与一个汉奸有某种关联﹐但因关联的性质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真正有意义 的共同点只剩下一个───都是女人。至於她们的不同点﹐也正是她们之间的最大、最本 质的不同点﹕国家立场。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故事里﹐郑苹如虽然有一半日本血统﹐但她 作为中国人的国家立场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倒是拥有纯正中国血统的张爱玲﹐所持的国 家立场却很暧昧。当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不写”来解决。但是﹐在不写这个之後﹐要 给王佳芝的行为找到合理的依据﹐绝非易事。 　　然而﹐无论这有多难﹐应该也难不住张爱玲﹐更不会难住她20多年。所以﹐“等待时 间起作用”﹐才是《色﹐戒》迟至1978年始得写成发表的真正的原因。 　　《色‧戒》在台湾发表後﹐获得了相当的好评﹐被认为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不过﹐即使在台湾﹐也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同样健忘﹐因此﹐《色‧戒》也受到了严厉的质 疑﹐其中一篇署名“域外人”的批评﹐直指《色‧戒》是“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 非常暧昧的歌颂”。这迫使张爱玲不得不破例做出回答。据说张爱玲从不对批评做回应﹐ 毕生只有两次例外﹐这篇《羊毛出在羊身上》即为其中之一。为了反驳那个显失分寸的批 评﹐文章写得是否有说服力并不重要﹐因为驳难本不是她的强项﹔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她 对小说的自我阐释。例如﹐对於“对她（王佳芝）爱国动机全无一字的交待”的质疑﹐张 爱玲的回答是“我从来不低估读者的理解力”。这话的意思﹐似乎是说王佳芝的“爱国动 机”不用明说读者就能理解﹐但是往下读这篇文章时却会发现﹐张爱玲在解释王佳芝种种 行为的心理依据时﹐仍然极力回避“爱国动机”﹐倒是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强调王佳芝对“ 表演”的痴迷﹐仿佛易先生的上钩﹐只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以至为此兴奋不已﹐ “下了台还没下装”。这个“戏”一直演到把易先生诱至珠宝店﹐演到易先生不惜花“十 一根大条子”﹐为她买下那枚6克拉的粉红钻戒﹐让她感到假戏里原来还有真情﹐这才改 了戏码﹐把《锄奸计》换成了《捉放曹》。似乎张爱玲自己也知道﹐单用这个来解释王佳 芝的“动摇”﹐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所以她还设置了种种其他的依据﹐例如“每次跟老易 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再如把王佳芝及其同伙都说成是“羊毛玩票”﹐并非专业的 特工﹔甚至还有个“远因”﹐即第一次在香港谋刺未成却枉失了童贞﹐以至“有点心理变 态”。给人的感觉﹐张爱玲为了使王佳芝的行为有合理的解释﹐什麽理由都可以用﹐连“ 心理变态”都用上了﹐惟独铁嘴钢牙死也不往“爱国动机”上说。为什麽会这样﹖原因只 有一个﹕若按张爱玲的这些解释﹐王佳芝临时改戏码捉放曹﹐还可以说成是“动摇”﹐一 旦与“爱国动机”挂上钩﹐那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背叛───叛国行为。 　　就文本论文本﹐应该说《色﹐戒》是一篇回避了国家立场的小说。它并没有歌颂汉奸 。那不是张爱玲的动机。张爱玲的动机仅仅在於───为一个女人爱上一个汉奸寻找种种 与国家立场无关的理由。 　　从张爱玲到李安的时间作用 　　从张爱玲写《色﹐戒》﹐到李安拍《色﹐戒》﹐时间又过去了将近30年。时间确实在 起作用。如果说当年的张爱玲还不免遮遮掩掩﹐现在的李安已经有恃无恐。当然﹐另外的 一条也仍然在起作用───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健忘﹐所以直接为汉奸辩护还是有难度 的﹐还得费一些曲折。最常见的﹐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搅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在日本侵华这场国难里﹐一个中国人应持什麽样的国家立场﹐是个简单问题。而一般的 “国家问题”﹐则是个复杂的问题。“搅和”﹐就是偏要从一般的“国家问题”的角度﹐ 去看抗日时期的汉奸。这在逻辑上叫“偷换概念”。 　　有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就很耐人寻味﹐叫《焉能辨我是忠奸》。它首先批评“中国人学 历史就像小孩看戏”﹐除了忠臣和奸贼﹐“再无第三条路”。然後引用德国在二战後清理 “通敌者”的故事﹐谴责“一些没有什麽天分”的人﹐借“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 出任纳粹伪职”﹐“心态很阴暗”地“取而代之”。接着又引用加拿大的中国史学家的话 ﹐认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藏匿於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的 人究竟是好是坏﹐也“很难判定”﹐因为这样做“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经 过这样一番弯弯绕﹐真是“焉能辨忠奸”了。其实﹐我们看看爱因斯坦就明白了。这位“ 造诣非凡的大师”﹐在谈到一般的“国家问题”时说过这样的话﹕“国家是为人而设﹐人 不是为国家生存。”这话说到家了。可是他本人对待纳粹的态度﹐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含 糊。这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 　　不过我还是宁愿回到文学上来﹐把《色﹐戒》当作一个“不写什麽”的标本来解剖。 至於这个“不写什麽”具有多大程度上的普遍意义﹐您可以自己看看﹐我们某一个时期的 文学景观﹐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写什麽”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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