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ilha (Formosa)》之铭言： : ※ 引述《age317 (望断天涯)》之铭言： : : ，有其可取之处，只是这个统一的主导力量应该不是来自於知识界，而是来自战国 : : 末期七国的政治上层，特别是被商人势力渗透的六国上层政治圈，如赵国的郭开、 : : 齐国的国相后胜。 : : 我认为郭开是商人出身的政治人物，因此见利忘义的接受秦王与尉缭的贿赂 : : (尉缭建议用三十万金贿赂六国政治人物)，把赵国的长城廉颇与李牧毁掉。 : 商、周二代本来就有「工商食官」的制度，由官方集中 : 管理中、小规模官营手工业作坊、商业与奢侈品产制。 : 因此若假定商业界本即不处於官方领域的视野之内，似 : 非太妥当。 : 郭开、尉僚、吕不韦、后胜，诸如此类之人，他们在战 : 国中、後期的活跃，要说是商界势力由下向上渗透到政 : 界，固是合理的判断，但是若要说跨国商界的力量到达 : 决定性的要因，则似乎还有再探究的余地。 : 宋国的「陶」是春秋战国时期甚为繁华之地，因此引来 : 秦国的越境攻击，以及齐国的长期灭宋计画。此案例到 : 底该归纳成政治界凌驾商业界，抑或相反? 尉僚本人的 : 身分又该归属於纯粹的商人，还是包含了跨国间谍的身 : 分? 战国中、後期的统一，要完全归纳出「商人无祖国」 : 所促成的结论，可能还需要再作商榷。 1.宋国的灭亡大约是在西元前286年，这距离260B.C的长平之战 已经二十多年之差，而一般是把长平之战当作战国後期或末期 的开始时间，所以ilha大讨论的时间点，跟我强调的"战国末期" (吕不韦、李园、郭开的时代)，似乎有很大的时间差。宋国灭亡 时的战国商业兴盛度，相信是远逊於吕不韦当相国时。 2.尉僚的出身难以确认，基本上我并没有把尉僚当作商人出身， ilha大若是因为尉僚被秦始皇优待到分庭「亢礼」的地步，而 猜测尉僚是跟子贡一样与君王分庭抗礼的大商人，反而有待商榷。 如果真要让我猜测魏国人尉僚的出身的话，我反而相当怀疑 他是落魄贵族出身，靠着自身的努力学习或才能，成为一个 秦王赢政非常敬重礼遇兵法家。他因为保留着东方贵族的自 傲心，或者过於正直，所以对於「虎狼」之国的秦国之主 (战国末年东方六国对於秦国「虎狼」的偏见越益强烈，可从 鲁仲连的故事推知)，批评多於好感，所以即使被秦王优待到 饮食、衣服都是国君的待遇了，仍然多次离开赢政而又被追 回。这让我想到司马迁建构秦始皇的模拟对象──汉武帝， 也是对於以正直闻名的谏臣汲黯非常敬重，不戴上冠帽整好 仪容，不敢面对汲黯。而汲黯恰好代表着当时不断衰落的旧 贵族─淮泗集团(傅乐成发明)的立场与利益，汉武帝正是忌惮 汲黯的正直与贵族出身，才对他多加容忍，故此我大胆推测 能与汲黯摆出类似态度对待君王的尉僚，该是东方贵族出身， 所以跟贵族出身的四大公子一样，尉僚该较偏向游侠型政治人物 ，而非商人型。 PS：尉僚着名的评论是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 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 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 战国诸公子、诸国的相，到他国任相的做法，可否也该 : 评价为一种「政客无祖国」的现象呢? 如果我们只注重 : 秦国在统一过程的种种举动，而无视燕相苏秦赴齐行间 : 的事例，那麽，完全强化、提升、认定跨国商人阶层的 : 政治力量，这个进行历史评价的过程是否稍嫌主观? 秦 : 与齐在战国中期是最有可能从东、西两个方向完成统一 : 的国家，而齐国国力的衰弱显然与商人阶层的动向，关 : 系较不明显。 同上，讨论的时间点不同。诸公子与诸相到他国任相的时间 ，大致上都是战国中期各国互相结盟又解盟的时候(真正在 「合纵、连横」的时代)，张仪、公孙衍等人，甚至是替燕国 灭齐的苏秦，他们到他国任相，都是代表着两国的结盟与同盟 政策的保证，他们各自代表着原来国家的利益，为自己国家的 友好结盟政策辩护，绝对不是「政客无祖国」。而且这种现象 在长平战後的战国末期已完全消失，後起的四大公子平原、信陵 、黄歇，皆无这种跨国任相的纪录。 : 廉颇与李牧在後人看来是不世出的名将，忠、勇双全， : 但是在战国时期，君主对名将的信任本来就不会是全面 : 的信任。即使是信陵君、春申君之类的名公子，都有篡 : 夺君位的潜在气氛，君主如果没有作换将的决策，才更 : 有可能在内乱中被牺牲掉。赵国本身就是从家臣发展起 : 来的诸侯，对於名将的防御心理，乃属意料中事。 君主对信陵、春申的猜忌，更主要是两人本是魏、楚公族出身 ，有广义的王位继承权，这跟名将被猜忌的等级差了许多 : 秦国的外交政策是大量用间，包括了运用豪商行贿的手 : 段，还包括了暗杀、刺探、反覆无信......等等诈伪措 : 施。但是这并不表明秦国的国内便缺乏秩序，让商人阶 : 层有大可上下作手的空间。秦国国内是彻底在实施法家 : 理想中的典型政治的，赏罚必信、民少交争、奖由军功， : 给当时访问过秦国的外(六)国人很深的印象。即使是任 : 相的吕不韦，倒台的过程也非常快速，更明白显示了商 : 人阶层在政治体制中的脆弱。 秦国大概是战国七雄中商业化与货币发展第二慢的国家(只比 燕国快)，吕不韦的倒台快速不能说明商人在东方六国的影响力 高低；而且以吕不韦的倒台快速来说商人阶层在秦国体制中的 脆弱，似乎是种文不对题的论述，商人型政治人物如吕不韦、 李园、郭开、后胜等，之所以能窃取国家权力，应该都是因为 自身的财富与能力，获得君主的青睐与信任，进而发展为挟君 命以号令全国的权臣，他们的权力来源正是不断中央集权而强化 的君权，虽然君主也可能是利用商人势力来强化君权，彼此为互 利共生关系，但商人在政治上不会是一个群体(当时不会有"阶级 利益"的概念，帮助汉武帝以盐铁专卖和财产税算缗打击大商人的 主谋者，正是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与宛孔氏)，吕不韦倒台时，其他 大商人如乌氏罗与寡妇清没义务帮吕。 : 西周早期便已经建立过「小一统」的礼乐封建王国，这 : 个早期的统一在战国显学：儒、墨之流都有提及，这个 : 早期理型并没有被遗忘，因之要被後人追忆，在文化气 : 氛上是有其传统存在的。西周中期的官制已经渐有朝向 : 韦伯式官僚组织的方向在开展，这个政府体制是因为西 : 周末期的西土大地震与犬申大反才垮掉的；否则周王若 : 要直接指挥诸侯军队、废杀诸侯国继承人......等等强 : 力控制，那些都是曾经在西周前、中期已经发生过的事。 :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王室的 : 骤然衰弱才出现的，这整个的「衰弱与重建」的过程， : 要说是商人阶层占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个人觉得尚需要 : 补强更多的论据才好。 我也不敢说商人势力的渗透六国上层，是秦国「统一」的决定 性因素，决定秦国能统一的第一要因，当然还是秦国兵强马壮 与农战一体的现实，我只是主张第二或第三要因，很可能是商 人的影响，藉此来解释六国在末期的行动分裂与各个击破的原因。 : 以上。 : PS： : 1.晋楚两次弥兵之会，虽然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但这已 : 是春秋时期位於「四战之地」的几个中、小型国家厌 : 战的事例了。战国时期，墨家势力的成长跟各国下层 : 人民厌战气氛的开展，自是有关。 : 2.韩地反秦动乱，我猜指的可能是三晋上党郡地区的诸 : 郡守反秦叛乱，这可能跟三晋赋予地方郡守的地方自 : 治权的自由度远比秦军功爵制来得高，且更先进的缘 : 故。 我指的韩地反秦动乱，是史记於始皇二十一年(226B.C.)记载 的「新郑反，昌平君徙於郢」的韩地新郑(已亡之韩国故都) 人民造反事件。田余庆在〈说张楚〉一文中推论，新郑人民 因为始皇二十年已亡国之韩王被迁徙到郢陈(楚国旧都)之某山 ，所以在隔年愤而起兵反秦，秦国花了不小力气才平定乱事。 我在原文是就用这新郑反秦事件，作为"六国人民不会因为 希望统一而抛弃祖国与故君"的论证。 : 3.秦灭楚之战，楚人反秦。由於楚国是比较早得益於民 : 族主义而完成统一(楚国本身)的国家，在文化体系上 : 本来就跟北方周人的礼乐政治体制差异较大，内聚力 : 较强，这可能是楚人民间反秦呼声很高的因素之一。 楚国的"民族主义"确实应该是六国中最强的，但不可忽视齐国 的民族内聚力与贵族力量，从齐国百姓在始皇灭齐时埋怨齐王 田建的歌谣中，可知齐国人民颇以灭国为恨("齐人怨王建不蚤 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 住建共者客耶？」)，又在秦朝崩溃前，齐国的田氏就屡仆屡起 ，更可证明齐国人民的强烈复(爱)国心，大概仅次於楚虽三户的楚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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