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适合担任台大校长吗？从美国顶尖名校的经验回答 文：黄铭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顶尖、卓越挂嘴边 多年以前在中兴大学合聘时，每次上课进入校园都会看到巨大的标语「兴大九十新气象， 迈进国际成顶尖」两条巨大直幅红布条，这真是一个空泛的、无意义也难以达成的口号。 在行政大楼挂这样的标语，看起来更像中学，绝非一个顶尖大学的行为（其实对於这个以 农起家的中兴大学，个人以为以下这组目标：公众接轨〔public engagement〕、多元性 〔diversity〕、与永续性〔sustainability〕。特别是永续性，非常适合学校的既有性 质，也是可以进一步强化的极佳的目标）。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正好上台湾大学的网站找资料，看到台大有七位教授，获得很高的研 究奖项（好像是科技部的杰出研究奖），台大校方把这则新闻放在首页，在这则新闻上， 这七位应该是神通广大的研究者，拿着奖状排排站照相，看起来像七个小矮人；使得所有 「顶尖」、「杰出」与「卓越」的气势，一扫而空。 真是佩服这群负责台湾大学门面的人，化神奇为腐朽的惊人能力。这还是在台湾自称是「 dragon head（李嗣涔前校长在对外宾时的发言）」的大学。所以，有一个学期的第一堂 课，认不住收集了一些真正全世界而言的顶尖大学的资料（主要是美国），包括学校的网 页，校园的不同面貌，还有校长等资讯，让学生略窥顶尖大学的面貌。 文：黄铭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顶尖、卓越挂嘴边 多年以前在中兴大学合聘时，每次上课进入校园都会看到巨大的标语「兴大九十新气象， 迈进国际成顶尖」两条巨大直幅红布条，这真是一个空泛的、无意义也难以达成的口号。 在行政大楼挂这样的标语，看起来更像中学，绝非一个顶尖大学的行为（其实对於这个以 农起家的中兴大学，个人以为以下这组目标：公众接轨〔public engagement〕、多元性 〔diversity〕、与永续性〔sustainability〕。特别是永续性，非常适合学校的既有性 质，也是可以进一步强化的极佳的目标）。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正好上台湾大学的网站找资料，看到台大有七位教授，获得很高的研 究奖项（好像是科技部的杰出研究奖），台大校方把这则新闻放在首页，在这则新闻上， 这七位应该是神通广大的研究者，拿着奖状排排站照相，看起来像七个小矮人；使得所有 「顶尖」、「杰出」与「卓越」的气势，一扫而空。 真是佩服这群负责台湾大学门面的人，化神奇为腐朽的惊人能力。这还是在台湾自称是「 dragon head（李嗣涔前校长在对外宾时的发言）」的大学。所以，有一个学期的第一堂 课，认不住收集了一些真正全世界而言的顶尖大学的资料（主要是美国），包括学校的网 页，校园的不同面貌，还有校长等资讯，让学生略窥顶尖大学的面貌。 这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可以让我们看到美国顶尖大学的状况并与台湾现况对比。这十二所 大学现任校长中有六位属於人文与社会科学（包括法学），有四位是科学（包括心理学） ，有两位工程（均为电机）。如果放大范围包括最近两任或三任校长，总共二十六位，有 十三位是人文与社会科学，有十位是科学（包括医学与心理学），有三位工程（均为电机 ）。 可见在这些正牌的顶尖大学中有一半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担任校长，并不会有过度理想化 ，或是有某些领域的人无法胜任的问题。 事实上，在西元2000年以前，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者担任校长的比例更高，但是美国的科学研究，却是从这些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掌控之 下的大学成长出来的。可见人文学者主掌校政，不会影响科学研究，反而因为没有先入为 主之见，使各方平衡地发展。 上述二十六位校长当中，Don Michael Randel 是一位音乐学教授，专长是中世纪与文艺 复兴时代西班牙与法国的音乐，应该没有比这个更「人文」的专长了，但他在担任芝加哥 大学的校长时，让校务基金大幅成长，稳定芝加哥大学的财务状况，且成功地提升了芝加 哥大学在人文、艺术、物理与生物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高度。2006年离开芝加哥大学， 就任美国着名的学术研究基金Mellon Foundation的执行长，也是倚重他经营基金与平衡 学术发展的能力（其重点支持领域：高等教育、博物馆与艺术品保存、表演艺术、环保） 。美国的大学，以历史最悠久的哈佛大学为例，从开校迄今381年，历28位校长，平均每 任校长任期长达约14年。在任时间相当长，每一任校长都有足够时间成就自己坚持的学术 事业。这些学者不论专业为何，都本持教育者的智慧，让学校蒸蒸日上。 前面的这个名单，也让我们觉得美国的高等教育圈，性别平等不仅仅是口号。常春藤盟校 目前的校长，四男四女，以上十二个学校，七男五女。二十六位近任校长，十七男九女。 可以看出女性担任名校校长的比例在增加当中。这比起我在美国念书时期（1982-1996） ，在美国着名大学中仅有芝加哥大学的Hanna Holborn Gray为女性（1978-1993）担任主 要大学校长职位的唯一一人，情况已经大有改善。 Hanna Holborn Gray是研究文艺复兴时代思想的历史学家，从1980年代起交叉担任着名大 学的校董会董事，以及重要学术奖助基金会的董事会董事，对於美国的高等教育有很重大 的影响（我个人对於她印象深刻是因为她以MIT校董会主席的身份主持麻省理工学院校长 的遴选，并且在交接典礼演讲），从来没有人会担心她的学术专长或性别会影响她领导大 学的能力。 回首看台湾，主要大学的校长大多是由理工、医学的男性担任，大学教育由「学以致用」 的工具思维所主导，还没有进入大学就急於让学生在没有足够资讯与理解的状态下选择专 业，并且迅速接受狭窄的专业训练。让整个社会进入以「用」为唯一目标的思维，大学也 不例外。 相对地，美国最好的学生在大学部阶段以「博雅教育 liberral art education」为核心 ，等到研究生的阶段，才进入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如法学院、商学院、设 计学院、新闻学院等）或进入「艺术与科学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 and science，每个学校的名称有异，但大体相同）」，走上正式的研究道路。不论你未来走 哪条路，人文与社会科学都是一个人的生命基础，大学教育陪伴每个人的应该是一辈子， 而不是只有在职场奋斗的二、三十年。 人文思维下的大学门面 大学的「顶尖」与否？不仅是哪个指标的点数有多少，而是一种全面、整体性的表现。最 表面地就是各校的门面，现代大学门面，主要是在网页上。我们以台大的首页对比史丹佛 大学的首页即可看出。史丹佛大学的首页是一张校园的照片，显得简单大方，校园也很美 。相对地，台大校园是台湾很少数具有特色的校园，不过，台大校方显然比较担心的哪个 资讯被漏掉，以及各院的平衡性，以至於首页资讯过多，显得很细碎。其视觉效果似由网 页设计者与厂商决定，缺乏美感。也许是舍不得花钱，请高明的专业者。其实，网页给人 的观感，是由校方主政者的心态所决定，主政者对於学校的自我意象在不在意？是否有美 感要求？是否尊重设计者的专业？门面的特点就自然地浮现。 我想要强调的是要求高品质的思维会感染到每一个面向，从重大层面到细节。举例而言， 耶鲁大学希望学校的各种网页、印刷品、名片，具有一致性，又要求好看，所以做了一套 耶鲁字型Yale font，以备校内各种使用，此种近乎吹毛求疵的特性，是真正顶尖者的自 我要求，好还要更好，而且各方面都要齐头并进。 一开始讲到那种让得奖者拿着奖状排排照的状况，现在还是屡见不鲜，只要上〈台大校讯 〉上看，三不五时会有一则奖状合照。思索其背後的意涵，我认为校方看待这些奖好像是 在「集点」，重点要是收集到了。至於这些人为何得到某个奖项，好像不重要。其实，从 人文、社会科学到科学领域，研究者之所以得奖，必有其奥妙之处。如果能够藉着得奖的 机会，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把它报导出来，一方面大学可与社会大众沟通，另一方 面则可以让不同学科彼此理解。 相对地，Harvard Gazette的一则报导， 展现哈佛大学对於类似事情的处理模式。此则新 闻内容是有关四位大学部18级的学生荣获Rhodes Scholars，得到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 的机会。这奖项始於1902年，是大学部最高的荣誉之一，全美国只有32位。Harvard Gazette动用了三名摄影记者与一位文字记者报导此事。虽然这四位年轻人都处於研究生 涯的启程阶段，所以内容不外感谢导师、同学之情，与家庭的帮助，还有未来的志愿等等 。但是，他们四位照片是由专业摄影师花了不少时间，让每一位得奖者展现自己的特色， 就可了解学校对於此事的重视。台大校讯与Harvard Gazette同样是由校方主导的学校刊 物，两者的内容与编排的水平，大家可以上网去比较一下，即可理解本人一直在强调的要 求最好在顶尖大学而言是具有感染力的。 顶尖者的心态与内涵 网页的美丑或报导照片的美丑或观感好坏，当然只是表面的东西，也有主观成分，但是如 果我们挖掘得更深入，就逐渐地看出「真正顶尖者」与「想成为顶尖者」在心态与内涵上 的差别。以下是史丹佛大学的「研究」标题下的首页，也是一张照片占据大半版面，一位 潜入水中的研究人员与一位潜水小机器人一起在做水下实验。这张照片内容看来就是在进 行很尖端的科学实验，但是能够在做这项实验时就有潜水的摄影师同步进行摄影就说明学 校的深谋远虑。 而它上面的标语：「从诺贝尔奖得主到大学部学生，所有史丹佛社群的成员都致力於创造 新知识。」比较起开口闭口自称顶尖与卓越，这是有修辞技巧地炫耀学校诺贝尔奖之多， 但也同时展现另一种心态：诺贝尔奖虽然崇高，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学校的大学部的学 生，也致力於创造新知识。显示史丹佛大学不是把得诺贝尔奖当作是一种运气，而是从大 学部开始，就积极地培育这种能力，包括他们的心态。 顶尖大学的内涵，从人文学者的角度看，不需要有太多的自我吹嘘，只需直指大学的本质 。有一年去芝加哥大学开会的时候，收到了一个环保袋，上面印了芝大的「座右铭motto 」：let knowledge grow from more to more; and so be human life enriched，是校 徽上的拉丁文 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 的今译，这句话有一个简洁的中文翻 译：「益智厚生」，直指拉丁文原意，很平易近人，却又崇高。放在在芝加哥大学的网页 「关於芝大」的「基本资料basic facts」的第一行，不算是标语或口号，而是芝大人一 生努力的目标。 反观台湾大学被国民政府接收以後走的是中国式大学的思维，基本上系接收了京师大学堂 到北京大学这种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牌，所以有「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的校训 。「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展现的是一种国族主义的思想，不论一个人想的是中华民国或 台湾国，都限缩了台湾大学对於人类整体应有的责任与可能的贡献。在此种思维之下，所 有「国际化」的行动，都只是表面功夫，自然限制了台大的发展。而「校训」这个概念， 代表一种父权的心态，用在一群心智已经成熟且具有高度智慧的年轻人身上，是把大学生 当作小学生。如果没有用心地去思考这些问题，破除某些心态，台湾大学要真正的顶尖与 卓越，很难。 以大学部教育为核心 大学部的教育，不论是台湾或美国，正规的教学都区分为三块，通识教育、主修与 capstone。美国最好的大学是把大学部的教育视为大学的第一要务，有好的大学部，研究 所与专业学院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因此各校都花很大的力气在设计、改革与提升大学部的 教育，企图在「致用」与「智慧」之间找寻平衡点。 在个人求学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台湾大学教授与哈佛大学教授的微妙差异，台湾大学有较 多的教授喜欢上研究所的课，而且升到教授以後，经常不愿意上通识课程。但是在哈佛大 学，教授更重视大学部的课。而且，通识课程通常是由全校最好的教授负责。 这或许与哈佛大学校方面对通识课程（过去称为核心课程）的态度有关，通识课程分门别 类，依据学生的主修而有不同比例。最关键的是通识课程，是由各领域组成的专家讨论， 推荐上课的教授，再由校长邀请该教授开课。对於被邀请的教授而言，这不仅是一种荣誉 ，更是义务。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是不会推辞的。而且通识课程的内容，授课教授往往挖 空心思，把一个领域最新的看法，融会贯通於十几个演讲之中，且经常成为经典着作。 英美式的大学教育中还有很重要的一块是「生活教育」，台湾在过去党国体制下，宿舍是 由「军训教官」负责的，其目的在监视管控学生，这当然是一种病态。英美式的办法是住 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除了学生居住的空间以外，住宿学院中还有各种设施 ，包括阅览室、讨论室、琴房、休闲空间等，更重要的还有主掌住宿学院的教授（各校名 称不同，有dean, house master, head, warden等，通常有两位以上）与其家庭居住於其 中的生活空间，与其办公室。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共同用餐的「用餐大厅（dinning hall ）」。 主管住宿学院的教授都是由学问渊博且热心教育的教授担任，她（他）们的学问、视野、 心胸接地影响到学生。而且，每一个住宿学院都还有若干不同系所的教授担当fellow，提 供学生各种谘询与讨论。教授会邀请校友、社会名流与学生共餐，强化学生的社会连结。 由於教授与学生同样在用餐大厅共餐，所以经常可以见到主政的教授要求餐厅提供完全有 机的食物。所以，食安的问题，止於住宿学院。校园的食安问题，显然是任何校长都必须 面对的重大问题。如果能够在台湾大学校园的范围内解决食安问题，甚至将全校饮食，提 升为有机饮食，台湾整体的食安问题，以及饮食的品质，或许可以有解决与提升的可能。 台湾究竟需不需要采用英美的住宿学院系统？或是可以从这里面学习，进行宿舍系统的哪 些调整？这些当然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花了很大的力气与耶鲁大学合作 进行住宿学院的实验，成败与否，都值得我们参考。讲到这里，有些比较「实际」的人， 应该会质问，要做住宿学院，钱从哪里来？ 我的观察，台湾的企业界中，并不是没有人愿意把钱花在投资教育上，但是，捐钱如果只 是盖房子，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如果有很清楚的理念、计画与欲达成的目标，我认为台 湾社会，已经提升到一个高度，好的概念，合理的募资，会得到很多支持。住宿学院的院 长，如果能够从身教影响到许多大学部的学生，那麽大学向上提升的可能性更高，这不值 得我们投资？ 人文领域的设施与大学教育 台湾的大学中像样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不多，台湾大学的人类学系博物馆，其收藏历史自日 治时代开始至今，是台湾原住民文化与台湾考古学相当重要的收藏，前一阵子得到校方的 支持，有了校史馆的部分空间，虽局促一隅，至少免於流离失所 。但是在人事上，并无 专任职工，一直是以约聘的形式，任用极少的人数（好像是三个人），据说代理校长要把 其中一位「收回」。过去台大高层对於校内博物馆的想像大概是妆点门面，偶尔可以让台 大刊上媒体版面，出点风头。 顶尖的大学并不是这样看待大学博物馆与美术馆。这些人文领域的设施是大学教育不可或 缺的一环，它们负有引领学生进入艺术与文化世界的窗口。其典藏品，不仅是宝藏，还是 「教具」。我年轻时在哈佛大学很多宝贵的时光都是徘徊在东方文物典藏的Sackler Museum展场中，及身处该博物馆中的Rübel Library中阅览美术图书中度过。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担任一个核心课程助教时，从库房领取二里头文化的黑色玉璋到讨论课 上给学生看，拿着薄如蝉翼的玉璋让光线透过，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感受。我所带过的学生 有Rhodes Scholar，有政治家的第二代，有美式足球员，也有全家兄长全是银行家、律师 ，却一心想成为职业棒球员，但在家人的要求下，却来到哈佛的学生。他们的主修各不相 同，志向、兴趣也不一样，但都享受这样奢华的人文教育飨宴。在我看来却一点都不浪费 ，大学人文教育的经验是他们一生的宝藏。 美国这些名校的博物馆当然十分昂贵，以耶鲁大学为例，要维持艺术博物馆、不列颠艺术 中心、皮巴第博物馆等人文设施真是所费不赀，从馆舍的兴建，典藏品的购买与维护、到 馆长、策展人与各种工作人员的薪资都是靠校友的捐赠。长期的传统使得这些博物馆成为 耶鲁大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是由科学家担任校长，也会努力地去维持这些创 造顶尖大学氛围的人文设施。因为他们深切地了解，他们所培养的人，不是「企业想要的 人」而是「领导企业的人」。这种人的宏观与气度，是各类优质的核心课程及校园的空间 与气质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培养领袖人才不是靠「领袖学程」可以成功，是依赖学校空 间氛围，同侪关系，师生生活与共学，校友与在校生的连结，与优越的教学内容培养出来 的，缺一不可。 苹果、谷歌或华硕、宏碁的选择 以上观点，也许有些不同领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会觉得是否太过理想化？或对於目前 台大的状况有太严苛的批评。我认为台大在台湾有其特殊的位置，台大能有多好，台湾就 能有多好。过去大学教育以实用为依归，产生出实用至上的学生，当中有人变成校长，把 大学翻转成为实用主义至上的技术学院，至此每况愈下。实用主义并无对错，但是把实用 主义变成这个社会的全部，特别是大学教育的全部，就是一场灾难。要改变目前的状况， 必须痛下针贬，其关键是大学部的教育。此时此刻必须有全面改变的决心与行动。所以， 我认为此时此刻由人文学者担任校长，是台大体质改变的关键。 我戏称这是苹果、谷歌或华硕、宏碁的选择。我的目的并非批评华硕或宏碁，或其他台湾 品牌的公司。相反地，我认为他们能在小国寡民的台湾，建立这样的品牌，是很重要的成 就。我的目的是把美国最好的大学与台湾最好的大学的「气质」相比，正好反映出美国最 好的科技公司与台湾最好的科技公司的两种不同的「气质」。这并不是偶然，因为我们的 公司的领袖人才是从台湾最好的大学出身的。台湾的品牌，在技术上或功能上不错，反映 了台湾的大学的「致用」取向，但整体而言，产品仍未臻於顶尖。关键在哪里？值得大家 思索。 本文经历史学柑仔店（kám-á-tiàm）授权刊登，原文发表於此 责任编辑：潘柏翰 核稿编辑：翁世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60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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