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林修澈的〈原住民的民族认定〉 文 / 施正锋教授 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於族群（ethnic group）如何产生的解释，基本上有 两大种理论，也就是「本质论」（essentialism）、「建构论」（constructivism） 、以及「结构论」（structuralism）。持「本质论」者认为，族群是建立在一些原 生的、客观的、可以观察得到的一些特质，包括血缘、语言、宗教、或是生活方式， 这些是生下来就决定的，是无法经过後天选择所改变，因此，又被称为「原生论」 （primordialism）。 相对地，主张「建构论」者以为，族群的存在决定於这群人是否在主观上具有共同 的认同、是否相信彼此福祸与共，也就是所谓的「想像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 ，也就是说，光有共同的原生特徵并不能保证这些人会又相同的集体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y）；就逻辑上而言，客观上的体质、或是文化特色并非族 群认同的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彼此是否有共同的经验、记忆、或是历史，特别是 被欺负的集体经验。 「结构论」可以说是一种「建构论」的修正、或是尝试将「本质论」与「建构论」 合成的第三种途径，强调的是与他者接触（encounter）的脉络（context），特别 是结构上的不平等，让族群的菁英领悟到共同被欺负的命运，进而会取自己所认为 最适宜的特徵、或是记忆，让族人能体会到被欺压的悲哀，用来进行启蒙的工作。 换句话说，要不是经过集体动员，这些具有共同客观特徵的人，顶多是能算是一种 文化集团，不能算是具有集体认同的族群，也因此，结构论又被负面地称为「工具 论」（instrumentalism）。 林修澈教授的专业训练是「民族学」（ethnology），应该就是人类学，尤其是在方 法上比较像是接近体质人类学。由於我们几乎很少从林教授的论文引用相关族群研 究的文献，也就无从判断他的「民族理论」与其他学门会做何种对话[1]。由於族群 研究在台湾出现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事，因此，尽管民间对於这个字眼已经可以接受 ，不过，包括林教授在内的不少学者仍然惯用「民族／民族团体」这个名词，也就是 「民族＝族群」，并非指涉（connote）具有国家意义的nation。同样地，对於「属 性团体」、「完全民族」、或是「概念民族」等名词，林教授或可稍加释义。 以我们上述的分类方式来看，他所用的途径比较近似於原生论，也就是血缘、语言 、宗教、以及民俗等面向；譬如他说，个人身属某个民族／族群「也是与生俱来的 ，不是当事人凭个人的意愿可以自由改变的」、「是以语言为基础」（页3）。对 他来说，当族群的特徵「面向不足」、「项目互不重叠」，边界也就「随之倾塌」 ；相对地，如果这些面向「大相迥异」，彼此的界线也就「清晰无比、极易分辨」 （页3-4、图2）。对他来说，「单以认同做为认定的依据，就会如同人民团体的操 作，瞬息万变，欠缺稳定性」（页11）。这里，他反映的是行政单位在执行所谓「 辨识」工作上「减少干扰」的焦虑（页6）、以及为了「辨义」方便而做的规范性削 足适履（页3），而非作为社会科学家所应有的「观察→解释→规范→建议」。 做为一种行政上的措施（practice），认定当然是有别於心理状态上的认同。根据 林教授的说法（页4-5），两者必须「取得平衡」才有「公信力」，否则，当两者有 所「差距」，就会发生族群「问题」。除了图3所呈现的具象示意图，我们委实看 不出所谓的「平衡、差距」到底所指为何。 姑不论族群界线变动在规范上是好是坏，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家经过实证上的理解， 大致上会同意，族群认同是可以经过个人选择而来的、是随着情境（contingency） 变动而高度流动的、是可以同时具有多重相互竞争／重叠的认同。若非社会的规范 、或是制度的变动，平埔族大概还是会选择「做人」，客家人也大致会静静地当「 隐形人」，而所谓的「一胞半」也会继续当外省人。如果族群的界线是不能变动的 ，为何当年原住民族立委会同意将原住民身分？回归历史现场，当然是认同感决定 认定标准的放松，同时，认定制度可以当作认同的诱因、或是障碍；也就是说，就 本体论而言，认同与制度有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甚至於以为，认同影响制度的变 动，远多於制度左右认同的形成。 我们可以看到，建构论并不否定客观特质对於族群认同产生的必要性，而是这些与 他者（other）的差异（difference）面向，往往是经过选择性的认知、或是诠释， 此外，并非客观上的差异越多、主观上的认同越少；相对地，并非彼此的客观上的 差异越少、主观上的认同越多。我们以斯里兰卡的辛哈利人（Singhalese）、以及 塔米尔人（Tamil）的族群分歧来看，彼此不论是在血缘、语言、宗教、或是生活习 俗方面都是迥然不同，也就是说，这些面向的差异是相互重叠而强化。相对地，我 们也可以举台湾的福佬人与福建人为例，彼此不论是血缘[2]、或是语言，几乎是相 同的，然而，前者会自认为本省人、後者多自认为外省人，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本省 客与外省客的身上，我们可以说这些现象是不属於「自然状态」的吗？ 又拿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Catholic）、以及新教徒（Protestant）两个族群的差异 来看，表面上，彼此好像是为了宗教分歧而争吵，事实上，症结在前者不满後者长期 支配北爱政治经济结构；如果要从血缘、或是语言的来源来看，两者的差异远小於新 教徒与英格兰人的差异。又举加拿大的原住民例子来看，由於民族／部落间的通婚、 或是征战，彼此的血缘、语言、以及文化异同未必相互重叠，也就是说，即使说相同 的语言，未必有共同的血缘，相对地，尽管彼此的语言不同，也有可能血缘相近[3] 。当前，不少年轻的外省族群努力学习福佬话，除了有增加就业机会的考量，也有 可能是想要隐藏自己的族群身分。 语言不只是辨识族群的方便指标，也是方便族群认同凝聚的文化表徵，然而，果真语 言凋零的族群就会因此「生命力式微」（页11）？爱尔兰人、威尔斯人、以及以色列 人的经验会告诉我们，答案并非如此！同样地，台湾住在都会区的的原住民、以及客 家人菁英，同样因为过去的国家语言政策而逐渐失去母语能力，现在则因为缺乏语言 学习环境而困顿，或许在多数族群的压力下被迫隐藏自己的族群身分，然而，大多数 的他们并未放弃自己的族群认同，事实上，要不是这些都市菁英的努力，族群的尊严 、以及权利是不可能会被国家承认的，难道，这两个族群不是在逆境中蓬勃发展？ 其实，林教授的担忧是原住民族身分所带来的权利（页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牵 涉到原住民族所享有的权利，不具原住民身分的人应该就不会出来要求取得原住民 身分。这样的论断，不仅未经过学理上的论证，也没有提供实际的证据。我们如果 从北爱尔兰、或是魁北克的经验来看，利益或许可以强化、或是弱化集体认同，却 未必是造成认同的独立变数，也就是说，利益顶多是一种中介变数而已。同样地， 从台商的例子来看，或许有些人因为经济利益而强化其认同中国，而中国政府应该 多少也有这样的期待，不过，大多数的人恐怕还是将商业行为与国家认同切割来看 居多。 打开天窗说亮话，至少在平埔族运动者的公开诉求中，他们已经主张将原住民身分 及权利的作脱钩处理。或许他们心中所想像的原住民身分，与具有原住民身分者的 认同未必相同，也难免因此让後者有所疑虑，特别是过去统治者的以夷制夷手段， 彼此或许仍有残余的芥蒂；然而，同为外来政权的受害者，两者未必依定要站在相 互竞争的位置，又何必否决他们取得象徵性身分的可能性呢？ 对同一个社会现象，学者基於理论、或是规范性的理念不同，多少会有不同的学理 解释、或是政策建议，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这些差异并不应该构成选择性的 观察；观察者岂可抱怨，为何族群的客观面竟然会与主观面有相当大的差距？此时 ，究竟是族群本身、学者、还是代表国家的官僚体系，才是社会现象的主体？ 原生论绝对是一把双刃刀。语言是用来做为辨识原住民身分的指标之一，也就是用 来与非原住民作区隔的界线。然而，当国家强制以语言能力来做原住民入学保障的 先决条件，其实是在处罚被迫颠沛流离於都会区的原住民，而这些人原本是最有机 会让原住民集体翻身者。 　 -------------------------------------------------- 引言於台湾原住民部落振兴问教基金会主办「原住民族正名议题研讨会」，台北， 台湾大学法学院国际会议厅，2005/8/13-14。 [1] 林教授有时会用「有人」（页10）、或是「援引南北美洲成例」的「血量论」 （页10），不过，由於没有适当的出处（citation），旁人无法做学理上的公断。 [2] 当然，前者应该有平埔族的血统，也就是「有唐山公、无唐山母」的後裔。 [3] Diamond Jenness, 1977, The Indian of Canada, 7th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p. 21-27。 -- 听着欢乐饮酒歌 我醉在老人的旋律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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