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中收入地区在60─70年代的工业化浪潮，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因工资等成本上升，导 致利润率下降而将工业外移。这些新兴工业国因此被迫要在一段时期内互相竞争（用作工 业投入的）资源，使工业生产成本上升，同时又过量生产相类的产品，使它们在世界市场 中的价格下调，造成了工业产品的利润下降。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则把资金投放在金融资 讯等第三产业，通过控制新兴工业国千方百计要争夺的资金，获取厚利。 伴随着低、中收入地区在60─70年代工业化的，也正是发达地区（特别美国和日本）的污 染性工业的外移。距世界银行两位学者的一项研究指出，自1960年起，欧、美、日等地区 的污染性工业占工业的份额持续减少。相反，拉美和亚洲等低、中收入国的污染性工业份 额则稳定地上升（Mani and Wheeler 1998:231-233）。 因此，将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紧密联系起来，其实是一个重大的误会，正如将富有国家称为 七大“工业国”，基本上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这些所谓“工业国”其实已越来越 非工业化，越来越依赖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相反，低、中收入国家则越来越工业化。然 而，正如赛林斯、华勒斯坦和阿里基（G. Arrighi）的文章分别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收入 不均程度，不仅没有随第三世界地区的工业化而缩小，相反，在战後至今的数十年间，甚 至是在过去400年内，更有扩大的趋势。在1997年，富裕国家约占全球两成的人口，共消 费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劳务；而最贫困的两成人口则指享受到全球百分之一点三的消费 （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研究报告》）。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80-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不论采用自由经济的出口导向，或国 家干预的进口替代式工业化；也不论是采取依赖理论所倡议的与世界经济脱钩，或史达林 式的计划经济，以发展工业为目标的低收入地区之发展主义式追求，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工业化只是在某特定的历史时段，对特定的群体，如发达地区的工业资本家有利 ，而往往并不是低、中收入国家用来超英赶美的有效手段。只有那些在资本主义历史周期 中，置身於良好的地缘政治为置的地区，才会获得资金的青睐，经济才会较快速地增长。 然而这些幸运地区的人口，只能占全球人口的极少数，因为他们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稀有 资源的垄断和对大多数人口的排拒剥削之上才得以实现。这是维特哈罗德（Roy Harrod） 所为的寡头财富（oligarchic wealth）的重要机制（见阿里基文章）。换句话说，少数 人的富裕是建筑在大部份人的贫困之上，无论低、中收入地区的人民如何努力，也不可能 每人都享有美式的“富裕”生活水平。事实上，正如华勒斯坦所言，在1750年至1950年发 展了的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表面“发展了”的国家，其实只是独享了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扩张的经济成果，而这种享占，也不是个别国家的政策所导致的，而是资本主义世界 的剩余积累从中心溶化开来的历史效果。因此，落後地区的“赶上”，只能意味着别的地 区资本积累衰减，损害他人的经济福利。华勒斯坦更预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已差不多到 达极限，难以为继。 发展主义者将发展过程中所包括种种复杂的文化、社群以至於偶然性因素，硬套为技术和 生产率的提高、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高强度投资等问题，只是在强化一种十分褊 狭的惯见；而自由主义、计画经济和“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之间的论争，由於将经 济增长、工业化等视作理所当然，因此扮演着维护发展主义典范的共犯角色（见班努里文 章），无法开拓新的话语空间。 “落後”的第三世界／边缘的建构与规管 对於西方以外的所谓贫穷地区，发展主义话语给予不同的命名：「第三世界」、「落後国 家」、「发展中地区」、「低度发展地区」、「边缘地带」等等。尽管低度发展和边缘等 概念源自依赖理论和世界体系等批判现代化理论的学说，但对於大部份应用者来说，它们 大抵与「第三世界」或「落後国家」分别不大，都是同一的、等待发展的地区，而发展与 否，基本上是以单一的目标──工业文明和政治军事力量──来衡量。 埃斯科巴（A. Escobar）的文章仔细地梳理西方发展主义话语如何建构「第三世界」或「 低度发展地区」等概念，并分析这种话语是如何运作的。藉助傅柯对知识、真理和权力的 分析，埃斯科巴追溯发展主义话语的历史系谱，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专业化过程。 （节录自《发展的幻象》，文，许宝强，待续） -- 我在城市与乡间流浪/因为我无法消解我内心的乡愁/而飘泊早已是我生命的本质/ 哪怕抵达的是世界的尽头/主流是什麽/我只看到的是媒俗/喧嚣的外表下只是孤独/ 而我始终都是异乡的浪子/於是乎/当边缘是我选择生活的价值/ 我成为社会上一屡幽灵/游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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