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到90年代中的东亚高速增长，为这种产业／科技中心论提供了新的养分，并成为颇 具影响力的“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之确凿依据，为新一轮的发展主义信念打了补丁 。不过，过去十多年东亚地区较快的经济增长，其实并非是由於政府以干预金融市场，来 集中庞大的资金对工业作高强度投资，以达到所谓“持续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而 导致的，反而，更多是当地的大企业合政府垄断或操控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 等环节有关。以日本的对外投资为例，1981年至1994年间，投资於工业的总值约是1150多 亿美元，而投放在服务、金融、保险和商业的总值，则达1760多亿美元，若加上运输、地 产、农业和矿业等非工业部门，非工业的对外投资总值差不多是工业投资的三倍：而这些 地区近日陷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并非所谓品质圈和看板管理等技术受到限制，更 主要是由於这种垄断结构造成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消弱了大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从而 导致消费不足所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 以备受议论的日本经济为例，强调工业和生产领域的话语，把讨论的焦点放在高科技之上 ，完全漠视日本的大企业集团（特别是其中的商社）在战後长时期获利和高速扩张，很大 程度上是依赖它们所建立的广泛贸易网苗和与政权的良好关系，从而得以垄断或部分垄断 交换、流通和消费等市场环节，包括货运、保险、金融服务、资讯、广告、百货连锁店等 。掌握了这些交易和政治网络，日本大企业便能控制工业产品和各类劳务的供求渠道。 日本的商社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企业之一。直得注意的是，日本商社在80年代初直 接的或与其他企业合作的对外投资中，超过一半是以少数所有权（minority ownership） 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日本商社在外国的合资企业中，通常占有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 权（大部分更是低於百分之三十），而外国的政府或企业才是最大的股东。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除了受到当地政府的投资法律（特别是想保护本土工业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限制以外，日本商社本身亦主动以不拥有多数所有权的身分与外国企业 合作，因为全资拥有虽或可能较保障产权，但却同时会成为某种负担，特别是在世界经济 不确定的情况下，“绑在产业上”便意味着资本的流动性减低、风险增大。相反，作为拥 有少数产权的合资者，日本商社能够较灵活地利用它们的投资，一方面可减少初始的投资 成本，另一方面亦可降低日後营运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再者，放弃全权拥有合资企业，并没有导致日本商社的控制和管理权力下降；事实上，由 於日本商社的经营主要以贸易为主，关心的是商品的流动（flow）而非固定资产（stock ）或实际生产，所以他们情愿把资金投放在建立广泛的贸易网络上，特别是在重要的世界 经贸金融中心（如纽约、巴黎、伦敦、香港等）建立各种“商业基础设施”，包括仓储、 海运、金融服务、技术资讯等，以控制世界市场。只要能掌握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供求 渠道和资讯，以及生产者所需的金融和商业服务，日本商社便不难控制合资企业的生产和 经营方向，并能获得远比生产／工业活动为高的利润（参阅Kojima and Ozawa 1984）。 20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并非特例。回顾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可以看到领先者往往在一些环 节（不一定是工业）的技术或组织中占有优势，因此获得垄断的位置。而所谓发展竞赛， 就正如华勒斯坦所言，只是努力“创造或保持自己的垄断优势，或破坏别人的垄断优势” 。各种发展策略：18世纪的重商主义、19世纪的工业化、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创新科技 等等，基本上只在利用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企图削弱对手的竞争能力，以确保 自身的垄断位置。 对生产领域的迷信，很可能是源於对18─19世纪欧洲（主要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误解， 以为工业（技术）革命确曾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事实上，英 国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以人均国民收入计算）的贡献并不十分大。斯努克斯指出，与过 去的经济增长率比较，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长并不突出。根据他的估算，在1086 年至1170年的前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1801-1831年工业革命高峰期基本 上差不多，而在16世纪上半业的增长率，更是工业革命高峰期的三倍（Snooks 1994b:16 ）。 此外，牛津大学经济史范斯坦（C. H. Feinstein）教授最近重新估算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中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他的研究指出，以往对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生活水平的乐观估算， 存在不少问题。他综合了一些新的资料後指出，在1778-1782至1853-1857这75年间，英国 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少於百分之三十，而在1830年以前的50年间，工人的平均工资基本上 没什麽实际增长。人口增长导致工人需供养的人数增加，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所导 致的居住环境变坏和公共卫生恶化，在加上社会福利补贴的减少，使得工人在工业革命这 75年间的实际收入增长，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并没有大幅地为 大多数英国工人带来美好的物质生活。而1810年间此起彼伏的工人抗争运动，正好从侧面 反应工业革命对工人的负面影响（Feinsyein 1998）。 不论是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以19世纪英国作为模型，而看不到更长时段（自 16世纪甚至更早）和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历史，因而看不到18─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只 是资本主义历史长周期过程中，资本家在特定历史背景中把资金投放到工业了一个结果。 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於世界性贫富差距的扩大，造成消费不足，再导致工业生产“过 剩”，进入了另一阶段的经济长周期低谷，对低收入国家来说，工业化不仅不是增长的灵 丹妙药，更可能掉进─发达地区把生产过剩和环境污染的危机转嫁给贫困地区─的陷阱。 （节录自《发展的幻象》，文，许宝强，待续） -- 我在城市与乡间流浪/因为我无法消解我内心的乡愁/而飘泊早已是我生命的本质/ 哪怕抵达的是世界的尽头/主流是什麽/我只看到的是媒俗/喧嚣的外表下只是孤独/ 而我始终都是异乡的浪子/於是乎/当边缘是我选择生活的价值/ 我成为社会上一屡幽灵/游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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