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amp/20190624pol003/ 【反送中的香港人2】岑子杰：同志沒有悲觀的權利 文/ 陳怡靜 攝影/ 楊子磊 發起2次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岑子杰，與200萬港人一起在街頭力抗惡法。 6月12日下午3時45分，岑子杰在香港立法會對面的合法示威區。他感覺警察的布署有些改變，有一點擔心。「我打電話給警察聯絡窗口，對方說沒收到指示，要替我問一問。」電話還沒回覆，港警已從添美道、龍匯道兩邊發射催淚彈，「這是申請核准的和平集會區，我沒想到，警察在沒有通知民陣的情況下鎮壓。 這是一個責任，未來在自己手中。 岑子杰是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召集人，民陣由約50個組織、政黨、社團組成，6月9日百萬人遊行、16日200萬加一人遊行，都由民陣發起，人數遠遠超過預期。16日遊行前一天，他在記者會上眼神堅定，一再重複：「沒有暴動，只有暴政。」遊行結束，在台下民眾手機燈光組成的燈海中，岑子杰宣布：「今天遊行人數共有二百萬加一人。」為什麼是加一？岑子杰說，那是網上民眾共同的心聲，「我每天會到不同論壇看大家對運動的看法，很多人說，無論多少人上街，都要加一人。」 200萬加一人遊行前一天，民陣召開記者會痛斥港府暴力鎮壓，岑子杰（前中）強調，民陣最重要的訴求是政府不能將612定位為暴動。 那個「一」，是悼念遊行前夜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墜樓過世的梁凌杰。年僅35歲的梁凌杰穿著黃色雨衣，站在高樓上長達5個小時，經過的路人都看到他悲傷孤獨的背影與懸掛的布條，布條上大大的字體寫著「反送中」，以及「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等五項訴求。 那樣的絕望與無助，岑子杰是懂得的。 他從小便清楚自己是同志，娘娘腔、人妖等什麼難聽的話都聽過，迫使他走上社會運動之路的也是同志。中學七年級時，學校一位同志老師遭週刊設計偷拍，但報導內容多是看圖說故事，老師臉上只有薄薄馬賽克，「他是個教學很好的老師，二個月內卻瘦了很多。」才中七的岑子杰決定出櫃，只要同學談起這話題，他便說自己也是同志，解釋同志實際生活並非大家臆測的那樣，還組織同學具名寫信鼓勵老師。後來老師告訴他，那些信件是幫他撐過去的動力之一。 從3月開始反送中，遊行人數愈來愈多，民陣召集人岑子杰觀察，香港公民已是自覺運動。 從那時起，岑子杰再沒離開社運之路。「我想對抗這些種種不公平，制度上的不公平，文化上的不公平。為什麼有些人，不管他做得再好，只要因為他的身分，或是社會的風氣文化，就要面對很大的痛苦？」一滿18歲，他便登記為選民（香港選舉的規則，18歲以上的市民必須登記成選民後才能投票），「這是一個責任，未來在自己手中。」 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前一晚，岑子杰記得自己坐在蔡英文造勢大會現場，那是讓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時候。後來他暗暗做決定，往後每次台灣大選，他都想在現場。「不然人會很累的，在香港。」為什麼？「我們的聲音總是無法進到香港政府。台灣是華人社會唯一真正有正經選舉的地方，我很想感受，華人社會真的有民主的可能。」 這種無力、絕望，只是過程，不會是終點。 岑子杰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母親是個倔強有個性的女人。岑子杰記得，母親曾在商場開小店，管理單位想漲店租，母親便集結商場商戶，要求先更新冷氣等硬體，才願意多負擔店租。岑子杰中學時，英文始終是他的罩門，有次課堂偷看學校圖書館借來的《天龍八部》，被校方記點「違禁書籍」。母親到校了解後對副校長說：「你先封了圖書館，我就簽。」還當場撕了家長同意書。 問岑子杰為何如此有勇氣？他回答我們：「這不是勇氣，是良心。」 是這樣的母親，造就這樣的岑子杰。雨傘運動後，香港氣氛低迷，「但我們這些同志，一點低迷都沒有。」岑子杰瞇著眼睛笑了，「你看，黃耀明還是在這裡，何韻詩繼續發光，大家繼續做該做的事。有時候我會想，這種絕望、這種無力感，我們從小到大都在經歷。異性戀很清楚未來會怎麼樣，但同志不是，娘一點就被罵，生在充滿壓力、沒有希望的環境裡。」 苦痛鍛鍊成鋼鐵般的力量，支撐著他繼續走下去。即使經歷一次比一次規模更大的遊行，港府似乎沒正面回應訴求，「我們明白這些壓力，但是沒什麼，這種無力、絕望，只是一個過程，不會是終點。」他和他的同伴們仍相信，世界是會改變的，風氣終究會改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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