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不可逆轉的事情作「what-if」 的推想，也並非史 學研究者之正務。注意一定時空環境下人物所能採取的 選擇及其侷限，才是史學研究要作的事情吧？不知是否 有人引以為然？ 《錢復回憶錄》卷一的頁166-167 有這樣的一段評估， 大家不妨看看這位當事人的自我評估，或許有些幫助。 如今我國退出聯合國已逾三十年，期間國人有兩種極端的看法：一是 聯合國不值得我們留戀，退出了對我們毫無損失；一是我們應繼續留 在聯合國奮鬥，不應退出，以致今日欲回無門。事實上，國際事務要 考量時空因素。以一九七一年的情況，如有可能留在聯合國，我們絕 不會退出，雖然當時聯合國被眾人批評為只是一個供大家發表演說的 論壇，此外全無用途，所繳的大量會費徒供一批國際公務員任意揮霍 。 聯合國的一切取決於票數，縱然那年「變化的重要問題案」、「雙重 代表案」獲通過，而阿爾巴尼亞案失敗，我們能繼續留在聯合國內多 久，仍不容樂觀。因為中共明確聲明只要我國在聯合國內，即使中共 取得會籍及安理會常任席位，它也絕不會來參加，而要透過其友好會 員國持續提案排我，年復一年，直到通過這一案，才會罷休。 至於今日，政府持續致力於參與聯合國，則是由於聯合國的功能已有 變化，自1990年波斯灣戰爭以後，她已在維持和平安全方面有了貢獻 ；加上國際議題日益複雜，聯合國主導討論，我國在這一體系之外， 實在是極為不利。因此，我們要設法重返，但不可諱言，這是一項極 端困難的任務。 退出聯合國，對於我國外交有很大的衝擊。一年內，先後有比利時、 秘魯、黎巴嫩、盧安達、賽內加爾、賽普勒斯、馬爾他、墨西哥、阿 根廷、希臘、多哥、日本、馬爾地夫、馬達加斯加、盧森堡等十五國 與我斷交，而與中共建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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